特瓦尔多夫斯基先是从几位著名作家那里收集到一些高度称赞这部小说的评论，然后又把小说的复本呈给了赫鲁晓夫本人。1962年初秋时节，赫鲁晓夫的助手瓦·亚·列别杰夫把小说念给这位总理听。赫鲁晓夫颇为欣赏，米高扬也是如此。随后，这部小说能否出版的问题便提到了党中央主席团的议事日程之上。这本书刚刚印毕最初几册，主席团委员便每人收到一份清样；在主席团第一次讨论此书时，大家对于究竟是否出版一事沉默不语，未置可否。“你们根本没有理解这个问题！”赫鲁晓夫对与会者大声喊道，满脸不高兴，随后又决定把讨论这篇小说的事宜推迟到下一次会议。
在第二次会议上，中央主席团最终批准出版这部作品。小说的问世立即在读者中间引起了强烈的反响，人们又把它单独成书印刷出版，很快就销售一空，于是又行再版。1962年12月，《真理报》发表了索尔仁尼琴的短篇小说《克里切托夫卡车站的琐事》中的一个片断；不久，这篇小说的全文以及另一篇题为《玛特辽娜的一家》的短篇小说又一起发表在1963年第1期《新世界》杂志上。朱塞佩·博法曾这样回首当年这段令人兴奋的时光：
《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标志着苏联文学史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这部小说独树一帜，令人耳目一新，这不单是因为它表明了一位新的文坛巨子的创作才能，也不仅是因为小说主题别开生面，激起了轩然大波……它的问世已然超出了文学领域事变的范围，进而成为苏联社会生活中的一桩大事。
党政机构和学术界里那些更为保守的成员对国家文化生活中这样一个“重大事件”并没有好感。他们同另一些新的思想解放运动的积极鼓动者之间展开了一场意识形态争夺战，就其本身而言，这完全是事态的自然发展结果。然而，如果处于正常环境之中，这场争论是不会以反动保守势力的获胜而告结束的。这些人很清楚，自己施加的压力非要恰如其分，否则便无成功的希望。而且事实上，他们的压力也通过若干形式发挥了作用。但是这些保守分子同样也知道，除非争得赫鲁晓夫的支持，否则他们企图阻挡思想解放浪潮的努力便会劳而无功，因为在这时，赫鲁晓夫的权势及影响至高无上，无人匹敌。那么，这位总理会不会听信谗言而采纳一项完全相反的方针呢？
为了达到这不可告人的目的，有人便开始策划了几个花招；而赫鲁晓夫被拽去参观现代美术展览，就是其中一次。这个展览是在马涅日艺术馆举办的。有充分理由相信，这个别出心裁的阴谋是由党中央书记伊利切夫及其同谋德·阿·波利卡尔波夫策划并付诸实施的。
这次展览在当时的首都文化生活中谈不上是什么了不起的大事。它是专为庆祝全苏画家协会莫斯科分会成立30周年而举办的；一个月时间里，首都公众并没有对它表现出多高兴趣。展出的作品出自几位得到官方认可的著名画家之手，应邀参展者也没有任何抽象派画家。
后来出人意料的是，一批十分活跃的民间画家又接到邀请，要他们在马涅日艺术馆展出自己的作品。他们的油画挂在了二楼展厅。1962年12月1日那天，他们又应邀站在各自的作品旁边，以便能够随时对其进行解说。而党中央主席团将要前来参展的日子恰好就定在这一天，赫鲁晓夫也极不情愿地随之而来。这位部长会议主席乐于参观的都是那些陈列着新型建筑技术、农业机械、首都新型建筑设计或外国工业厂矿设备的展览，但对于油画和雕刻，他却一无所知，也没有什么兴趣，甚至从未涉足过特列季亚科夫绘画陈列馆。
赫鲁晓夫在展览会一层展厅闲庭信步，轻松自在，对面前的美术作品浮光掠影地扫了几眼。有的他挺喜欢，有的他无动于衷，个别的则使他大为反感。看完展览，他又同画家们聊起来。《真理报》记者报道说：“画家和雕塑家们热烈感激赫鲁晓夫同志以及其他党政领导同志，感激他们对这些美术作品的关心以及他们提出的宝贵建议与批评意见。”
赫鲁晓夫披上大衣，正打算告辞，但这时有的同僚又诚恳地劝他到二楼去看看那些抽象派美术作品，他身上的大衣几乎是被人硬给拽下来的。赫鲁晓夫十分愤怒，但还是走上楼去。对于其后发生的事情，《真理报》又做了如下的报道：
同一天，党和国家领导人还观看了一样所谓抽象派的美术作品。这些作品涂抹在帆布上，毫无意义，既无内容又无形式，简直是一堆大杂烩；看到这种作品，人们无法掩盖自己的吃惊和愤慨。这些病态的怪诞之作只不过是对西方资产阶级堕落的形式主义绘画方式的拙劣模仿。赫鲁晓夫同志指出：“这种所谓‘富于创造性的作品’远离民众的欣赏眼光，脱离人民。他们拒绝这些东西。那些所谓的艺术家应当记住这个事实，他们称自己是艺术家，可是创作的‘画面’却使你会感到困惑不解，纳闷这究竟是人手画的作品呢，还是驴尾巴乱涂瞎抹的结果。这些人必须好好反醒一下自己，改正错误，必须开始去为人民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