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二大一纸决定把斯大林遗体迁出了列宁墓，随即清除斯大林个人崇拜的大多数遗迹标志的浪潮在全国各地展开。成千上万的乡镇和城市、街道、广场、工厂和农庄都得以重新命名。早在二十大之后，许多斯大林纪念碑就已被拆除，矗立在伏尔加——顿河运河河畔的巨型斯大林青铜塑像就是在那时捣毁和熔化的；现在所有类似的纪念碑也被从底座上移开了。只是在格鲁吉亚斯大林的家乡，情况没有改变，还有某些塑像和纪念碑依然矗立，形单影只；这里或那里的某些街道还以斯大林的名字加以命名；在当地博物馆里也能看到介绍斯大林生平活动的展览。
依据苏共二十二大的认可，官方对斯大林的态度发生了变化，这又很快反映在苏联全国的报刊杂志上。各级报刊都刊载了那些在30年代和40年代销声匿迹的政治家、经济学家、军队将领和艺术家的讣告，讣告通常都有这样的结语：“成为个人崇拜时期无理镇压的牺牲品”，“在斯大林个人崇拜时期悲惨地离去”，或者是遭到“诬陷后被害身亡”等等。1962年期间，赫鲁晓夫本人在几次讲话中也几度谈及这个问题，其中在5月份访问保加利亚时的那次讲话措辞最为尖锐。当时他指出，“马克思列宁主义与罪恶冰炭不相容”，“我们谴责了斯大林，因为他拔出剑来对着自己的阶级，对着自己的党狂挥乱舞”。
公众的关注又使斯大林时期镇压活动的罪责问题被重新提起。人民强烈要求更加全面彻底地调查过去的罪行，并且要求对那些为虎作怅者施以严惩。但是赫鲁晓夫却反对采取任何轻率的举动。把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和马林科夫开除出党，事情就到此为止。不过，有一些当初曾积极参与推行镇压措施的人也受到较轻的党内处分，并且被收回了国家以前授予他们的某些勋章。譬如，1962年4月4日，最高苏维埃主席团颁布法令，宣布剥夺1944年春天授予700名干部的勋章。当年正是这些人不折不扣地执行斯大林错误的民族政策，车臣人、印古什人、卡尔梅克人、卡拉恰伊人以及其他少数民族团体被赶出家园，流落他乡。在1956年二十大之后曾经开始重新审理许多受害者的案情，但受害者政治上和法律上的恢复名誉工作却进展得十分迟缓。党中央委员会和国家检察院都没有重新审查1928-1931年举行的几次公开审判案，如“沙赫特案”、“工业党案”、“工农党案”、“孟什维克中央联盟局案”、“乌克兰解放同盟案”以及其他一些案件；不过，由于伊利亚·爱伦堡同赫鲁晓夫谈了一次话之后，十月革命的驰名参加者费·费·拉斯科尔尼科夫被洗清冤屈获得昭雪。
对于1936-1938年期间举行的政治审判案，复查工作业已大体完成。受命从事这一工作的专门委员会得出的结论非常明确：显而易见，全部审判都是精心编织的骗局，因此最高法院军事法庭的判决理所当然应予全部正式推翻。包括布哈林、李可夫、加米涅夫、季诺维也夫、皮达可夫、谢烈布里亚柯夫、索柯里尼科夫等人以及其他许多人在内的受害者都应当得到平反昭雪。赫鲁晓夫倾向于赞成这些结论，但是他一方面受到党中央委员们巨大的压力，又受到象莫里斯·多列士这样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著名领导人的牵制，在这种情况下他不能不有所顾忌。根据一项报告，赫鲁晓夫同多列士曾就此进行过措辞激烈的意见冲突。赫鲁晓夫诘问对方：“如果我们要是掩盖住这些审判都是骗局的事实，让谎言冒充真理，那我们还算是什么列宁主义者？”多列士回避对这些审判的性质进行探讨，但他却要求将揭露斯大林罪行的工作暂停一段时间，理由是任何新的揭露都会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产生极为不利的影响。赫鲁晓夫对此表示默许；于是更深入进行平反昭雪的工作就被不定期地延迟了。然而，尽管赫鲁晓夫经常踟不决，从整体上看，苏联的政治与文化气氛还是大有改观，今非昔比。60年代中期，作为一位苏联社会生活的细心观察家，意大利共产党《团结报》前驻莫斯科特派记者朱塞佩·博法，曾这样描述道：
苏共二十大曾在人民中间引起过巨大的反响，就某些方面而言，苏共二十二大激起的反响却更为深远。在这6年时间里，发生了许多变化。对于这次大会提出的许多问题和大会稍有触及但随即搁置一旁的那些问题，甚至还有一些大会上有意回避的问题，公众舆论都在进行热烈的探讨，以找到真正的答案。讨论的问题无所不包，而关于问题的看法又无不处于急剧的变化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