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官方反对思想解放的运动也就此为止，未再深入。赫鲁晓夫并不希望在意识形态上压制广大作家和艺术家。党内领导层的某些保守派对此大失所望。及至党中央6月全会举行之际，严肃的气氛已经缓和不少。数千名文化工作者，其中还有不少非党员也应邀列席了这次中央全会。伊利切夫又在会上做了报告。随后的讨论主要涉及意识形态问题，而不是经济学上的争端，不过讨论也不时被某些奇谈搅得乱七八糟。例如，莫斯科市委第一书记恩·格·叶戈雷契夫就在会上跳出来为李森科大加辩白，同时对生物学家若莱斯·麦德维杰夫以手抄本形式广为流传的完全合理的批评意见大力低毁。但是，赫鲁晓夫在会上讲话的语气却相当温和。他主要谈到苏联建设共产主义社会已取得的种种成绩，同时也相当克制，没有对苏联的艺术家进行人身攻击。甚至在谈到涅伊兹维斯特尼的时候，赫鲁晓夫的措辞也不象几个月前那么严厉尖锐了。他在会上指出：
关于雕塑家涅伊兹维斯特尼的作品，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我倒认为他是个诚实而能干的人。我们对于抽象派艺术的见解，绝不能仅仅局限在他的雕塑作品上。让我们不要着急，先等等看，看看他怎样履行自己的诺言，看他的作品如何表现是在为人民服务。不管怎么说，应当受到批评的还是我们自己，因为我们没有及时发现我们艺术领域中的不健康倾向。
最后这句话的潜台词实际上是在批评伊利切夫。
尽管赫鲁晓夫的说法前后并不一致，但他在文化工作上的权威却是无人能敌的。窥一斑便知全豹。1963年7月，欧洲作家联盟执委会扩大会议在列宁格勒举行。欧洲大陆各国都有作家与会。会议结束时，像肖洛霍夫、费定、列昂诺夫、苏尔科夫、巴让、萨特、特瓦尔多夫斯基以及其他几位较为显赫的来宾，又应邀前往赫鲁晓夫正在度假的皮松达海角国家别墅作客。经过大家的劝说，特瓦尔多夫斯基大声朗诵了自己的讽刺诗手稿《焦尔金游地府》；这首诗早已脱稿，但始终未能得以公开发表。这首诗把在场的所有人都逗笑了，赫鲁晓夫也不例外。他说自己也看不出有什么道理不让这首诗公开发表。赫鲁晓夫的女婿，时任《消息报》总编的阿朱别伊恰好在场，于是他便把诗稿发回莫斯科。8月18日的《消息报》随即发表了这首诗，报纸总编本人还特意加上了编者按语。此后不久，它又在《新世界》杂志上刊登。
这首诗辛辣地讽刺了官僚主义、党政领导机构的急剧膨胀以及无休无止的“重新组建”活动。此诗发表之前曾提交书刊检查部门。负责审查的干部马上发现，这首诗在涉及到斯大林时期镇压活动以及可怕的个人崇拜时，竟然有这样的诗句：
这里均是傻瓜，
我们事事处处全套计划……
有些人你请他们走开，
可他们却并不愿意退休回家。
我们总是在制造这些书报稽查——
他们手中攥着工资一大把。
从这个不起眼的职位，
他们没必要急着去哪儿……
书刊检查部门的负责人深知特瓦尔多夫斯基很有来头，只好对这首诗其余部分的煽动性诗句佯作不知，仅仅要求把上述矛头指向他们的语句删除。但是特瓦尔多夫斯基连这一让步也断然加以回绝。最后，这首诗还是得以全文发表，苏联公民读到此诗时它连一个字都没少。官僚们对此十分恼火，但他们还是忍住不说。
第七部分执政的最后一年（1964）
第21章不满的情绪：反对派的最初迹象
1963年除夕之夜，苏联党政领导在克里姆林宫济济一堂，大排酒宴。临近午夜交岁时分，赫鲁晓夫起身提议为过去的一年干杯。他说：“这是出色的一年。我们万事顺利。但是人民想得到更多的东西，这当然是理所当然了。他们也肯定会如愿以偿的。”考虑到当时苏联棘手的经济状况，这一席话真是言过其辞了。
1963年，工业总产值增长了8.1%，但比预期的增长率却低了1%。更要紧的还在于，已有迹象显示，苏联工业生产率已呈直线下降趋势，根据经济学家提供的统计数字来看，1963年每卢布的工业投资效益比起1958年低了15个戈比；据此计算，苏联的工业投资损失了1500亿卢布。除了电力和冶金工业之外，几乎每个工业部门的生产率都在大大下降，这是40年来的第一次。市场上一方面是大量商品的短缺；另一方面则是部分商品的供过于求与滞销积压。仓库里积压的各式钟表和成衣足够卖两年，还有够卖一年时间的缝纫机。此外，大量库存的书籍和照相机也滞销。然而人们口袋里的钞票却在增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