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大的缺陷在于它还没有对与斯大林个人崇拜有关的一系列问题进行更为深入细致的调查分析，而这一点在眼下却正在得到逐渐的弥补。不仅是斯大林本人，而且作为这个国家政治生活某种特定政治观念的斯大林主义，都受到人们的清算、批判。这正是1962年发生的最为重要的变化……通过一个我最为信赖的消息来源，我得知当时赫鲁晓夫正在考虑采取两项激进的改革措施：取消国内的书报刊物检查制度；取消从日丹诺夫时期开始推行的由官方否定文学艺术作品的恶劣作法……一场关于经济问题的大讨论也在报刊上开始进行，斯大林主义又一个要害之处——经济上的唯意志论，在讨论中受到批判。私下里赫鲁晓夫曾告诉某位西方驻苏大使，他还赞成更自由地开展政治性的讨论，尽管自己的同事告诫他应当小心从事，他却并没有放弃这一目标。变化是突然的，也是巨大的……
变化确实正在散播开来，但是某些事态的发展却使苏联国内外的观察家大为惊恐不安。赫鲁晓夫也许真会赞成在政治领域中给予更大的自由，但是有一种自由他不会容忍，这就是以往扩大东正教的自由。在遭受长期迫害之后，东正教会在1943年秋天已由斯大林首肯得到某种程度上的合法化了。主教职位已被恢复；一些礼拜堂业已还给教会；若干个神学院已开始招生；
莫斯科主教日志》也能定期发行。尽管教会还在受到这种那种的限制和压迫，但是在城镇和乡村，它的影响在战后岁月里已经扩大了。甚至在首都，也有一半以上的新生婴儿接受宗教洗礼。宗教节日之际都有盛大的庆祝活动，参加者既有老年人也有青年人。
赫鲁晓夫对教会为何如此敌视，原因还弄不清楚，同样也弄不明白导致他对教会的影响采取了抑制态度的背景。当时，莫斯科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广场上的变容节大教堂要被拆除，以便腾出地方修建地铁线路。为了保留这座教堂，人们要求修改这项计划，但要求却被置之不理。在预定拆除这座大教堂的当日，许多教徒都把自己反锁在教堂内做礼拜，但是他们很快便被赶来的民兵和联防纠察人员赶了出去。其他地方的某些教堂也被拆除，其中有些教堂作为有纪念意义的古迹，完全值得认真保存下来。莫斯科知识界向赫鲁晓夫递交了一份呼吁书，传书人是谢尔盖·米哈伊科夫。赫鲁晓夫却对这位信使大声吼道：“您对这十几座教堂动了恻隐之心，可是您想没想过，还有成千上万的人根本没有地方住？！”显而易见，这种搪塞推诿之词如同整个反对教会的运动一样，也是极为拙劣的。
尽管这样，博法指出的那股变革之风还是吹到了艺术与科学的各个领域之中。例如，在1962年2月举行的全苏社会科学界教授代表会议以及全苏历史学家代表会议上，人们讨论的题目尽是从前被禁止涉及的问题，由此便足以窥见变化之一斑了。经济学研究摆脱了种种束缚，甚至连社会主义经济学更基本性的一些问题现在也可以公开探讨了，这一切都为1965年的改革奠定了理论基础。1962年还发表和出版了一批批判斯大林主义许多重大论点的书籍和文章，其中某些作品还详细叙述了斯大林及其部属下的一些罪责，而这在以前都是严加保守的秘密。回忆录也开始大量问世。二十大之后，在获得平反的受害人当中。敢于把往事回忆付诸文字者屈指可数，这些回忆文章得见发表者更是寥若晨星。可如今人们感到言论的束缚大为减少，可以言无禁忌地写出斯大林统治时期黑暗岁月的生活了。有些回忆录得以公开发表，另外一些回忆文章的手稿则发表在被称之为“萨米兹达特”的地下刊物上，从而也得到广泛的传播。早在50年代，秘密传阅的文学作品大多是诗歌，但现在“萨米兹达特”的篇幅又有显著增加，发表的作品还包括整部的中、长篇小说以及短篇小说。许多作品赢得读者的喜爱与好评，叶甫盖尼娅·金兹堡的《卷入旋风》和瓦·沙拉莫夫的《科累马的故事》就是这样的力作。
当然，并不是一切文学作品都仅限于私下传阅。1962年，在苏联文化界当中最具创新意义的事件之一，就是《新世界》杂志发表了索尔仁尼琴的小说《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起初杂志总编亚·特·特瓦尔多夫斯基还拿不准他能否冒险发表这部中篇小说，不过他本人认为这部作品十分优秀。他还清楚地记着，去年瓦·格罗斯曼所写的小说《生活与命运》由于开掘的主题涉及到斯大林的集中营，结果遭到没收。格罗斯曼的小说手稿曾交给了《旗帜》杂志打算发表；但在几个月之后，所有的小说手稿复本都被有关当局从《旗帜》杂志编辑部和作者及其朋友的公寓中收缴一空。当时《新世界》编辑部也接到克格勃一位上校打来的电话，根据他的命令，特瓦尔多夫斯基私人保险柜中的同一份作品复本亦被取出上交。正因为这样，特瓦尔多夫斯基才不急于把索尔仁尼琴的中篇小说交给书刊检查部门。为使这部小说能与读者见面，他采取了稳扎稳打的计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