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负担，即使是对较为富裕的农庄来说也决非易事。改革法令曾规定，购买农业机械的款项可以在3到5年的时间内分期偿付。这样，对于那些规模小、底子差的农庄来说，每年付出的款项与他们过去在同一时间内付给机器——拖拉机站的杂务费大体相当。但不久，一部分富裕的农庄提出，它们愿意在一年之内就全部付清自己购买农业机械所需的款项，赫鲁晓夫对此表示支持。在这种压力下，一些较为贫困弱小的农庄打肿脸充胖子，也宣布依此办理。而这样一来就必然导致在若干年内延缓农庄其他所有的计划项目，甚至还要减少庄员的收入。果然，相当一部分即付现款购买农业机械的农庄不得不在其它方面节省开支。
本来，集体农庄购买的农业机械都完好崭新或运转正常。但到1958年夏天，大量滞销农机在各个销售中心堆积囤压起来。在这种情况下，明智的做法应当是削价出售这些已有破损的农机，或者允许农庄无偿拿走。但各地的地方党组织却施加压力，强迫集体农庄按照一年来实际上已经上涨一倍的价格买回这些农机以及相应的备件、汽油和其他一些材料。
机器——拖拉机的改革也祸及了农机制造业。集体农庄买下机器——拖拉机站的存货之后，也就没有余钱再去购买其他的农业机械了。然而，国家不是提供贷款来维持生产，而是开始削减农业机械的生产，将许多农机厂改变为制造其他产品的流水线。新农机供应减少的大致情况是，1958-1959年期间，康拜因、卡车以及其他所有的机械供应量锐减1/2。而经济学家的计算表明，相对于过去由机器——拖拉机站所有机械的使用情况而言，现在农庄并未充分利用已经买到手的机械。
同时，改革也并没有为集体农庄获得的农业机械设立新的维修服务体制。农庄的农业机械至多只能得到小修小补，而他们自身没有能力实施大修。结果，问题不断积压，而要一齐解决时却措施不及了。此外，当原机器——拖拉机站的农机手转为集体农庄工人时，他们在经济收入方面也得不偿失。在那些规模小底子薄的农庄，农机手的收入更是顷刻之间一落千丈，因而又引发了几千名拖拉机手和康拜因驾驶员纷纷迁居城镇，另觅收入高待遇好的职位。虽然这一改革也曾使相当多的一部分财力从集体农庄转入国库，但在此后的七八年时间里，集体农庄对自有机械的利用情况却越来越糟糕，农庄的生产也受到了无法弥补的破坏。
1959年12月，中央委员会举行例会，其日程包括讨论“进一步发展农业的问题”。报告人包括所有加盟共和国的领导人。赫鲁晓夫本人也讲了话，其中第一部分的标题就是“梁赞州劳动人民的榜样给了我们什么教育？”这一部分的内容是关于梁赞州的肉类生产问题。恰好在这次中央全会之前，梁赞州的负责人大言不惭地宣称，他们州已经完成了自己承担的所有义务，向国家交售了15万吨的肉类；他们进而又口出狂言地表示，要在下一年（即1960年）将交售总量提高到18至20万吨。对这个州集体农庄和普通庄员为这个浮夸的数字而付出的巨大代价，赫鲁晓夫自然是浑然无知。
但不久，事实真相便大白于天下。事实证明，梁赞州的巨大成功只是一场巨大骗局。这个州正在喂养还不能出栏的大量牲畜以及许多奶牛都被送入了屠宰厂。而次年，集体农庄不得不从相邻的其他州再去购买牲畜。很多农庄也由此倾家荡产。梁赞州根本没能力完成它在七年计划中本来所承担的义务，更无须提那个更为野心勃勃的目标了。最后，梁赞州党委第一书记阿·恩·拉里阿诺夫意识到自己的鬼把戏已被戳穿，走投无路之下便只好开枪自尽了。而党中央委员会不得不采取紧急措施来恢复这个州已经遭到严重破坏的经济。
直到1960年，操之过急地取消机器——拖拉机站的恶果仍在许多方面产生负面作用。对农庄的农机供应量一减再减，农庄对现有农机的利用率一降再降。虽然工业正在稳定地发展，但农业的增长与七年计划的要求相差甚远。经过1954-1958年相对较快的发展之后，农业再度陷入了让人伤心的境地。为给农业发展提供资金而特意拨出的国家储备基金实际上已消耗一空。而现在农业发展还必须投入资金，要求有更大规模的机械化、更多地使用化肥、扩延和改善乡间公路、修建谷物仓库、铺设打谷晒场、增强农机手的技术力量等等。在过去的几十年时间里，苏联农业自始至终支持着工业，因而使工业得以迅速地发展起来。而现在所需要的则是把更多的国家资金用于推动农业以及与农业有关的工业部门的发展上。可是，赫鲁晓夫并未理解实行以农业为重点的新战略的必要性。他我行我素地把宝押在改革管理体制和采用农作物新品种之上，固执己见地主张削减私人对自留地、家畜的占有与饲养。却不料，这只是死胡同一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