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对此提出异议，一旦管理农业的职责转移到另一个机构，区委机关的作用又何在呢？当时赫鲁晓夫并没有对这个问题给以令人满意的答复。中央全会闭会后，过了一段时间，赫鲁晓夫又建议任命农村地区的各区委书记作为新管理机构中党的组织工作者的副手。这个建议被采纳了。党中央和部长会议主席接着决定在州和加盟共和国一级建立相应的机构，其后前中央主席团委员尼·格·伊格纳托夫被任命为全苏农业委员会主席。
事实很快就表明，新设立的这个农业管理机构，其所做所为同过去的区党委和区苏维埃执委会并无两样。赫鲁晓夫把现存的区级管理体制称为“旧式的”东西，建议用一个新体制取而代之，在新体制中，规模较大的区级机构将拥有与新的农业管理机构相等的管辖权限。1962年6月，他又宣布从前建立的那些规模较小的区级机构已经不适应形势的发展，因为电报电话和汽车交通的发展已提供了今非昔比的通讯联系速度和便利条件。
尽管1962年春夏两季为此投入了大量的人力，但农业工作并没有从这些仓促实行的措施中得到任何益处。正如人们所料，这些新近建立的农业管理机构就总体而言只不过是领导链条中多余的环节。它们的工作活动与党中央早些时候允许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拥有更多自主权的决定，完全是背道而驰。另外，新改组的区级领导中心机关又离乡村居民过于遥远，它们常常设置在州委领导机关直属的中小城市里。新设立的区本身太庞大了，也难以有效地实施管理，尽管电讯联系确有发展。譬如，在俄罗斯联邦共和国和乌克兰境内，每个区的居民至少是以前的两倍。由于各个区负担的工作总量急剧增加，而实际的工作人员却没有相应的增加，结果区苏维埃机关的管理只能顾此失彼，抓了芝麻丢了西瓜。
事实证明，新设立的体制不仅在地方上帮了倒忙，而且也使全苏级别的农业管理工作变得日益纷繁杂乱。
除此而外，引起人们的不满的还有更深一层的原因。尽管自1953年以来政府规定的农产品收购价格已几经提高，但是特别用于推动肉类和牛奶生产的刺激措施却少得可怜。相反，由于在大多数地区付给肉类和奶制品的价钱甚至连生产成本都抵不上，故而向政府交售得越多，农场就越是赔本，于是这样的农场便试图将其他产品以高价出售作为补偿。在这不合理的价格中，畜牧业深受其害。为了刺激生产，赫鲁晓夫建议在全国把牲畜和家禽的收购价格平均提高35%，黄油和奶油价格也增加5%-10%。
这一措施的实施又要求国家给农业以更多的预算拨款。但是，国库资金却相当匮乏，大有挖东墙补西墙之势。因此，在1962年6月1日，肉类零售价格上涨了30%，黄油零售价格提高25%。深受这几类食品涨价之苦的工人们，对于当时白糖削价5%和纺织纤维品降价20%，却并未心满意足。
不满情绪到处都存在，但是在北高加索的某些地区却表现得最为尖锐，因为过去这里的黄油和肉类一向价廉物美应有尽有，而现在却价格昂贵供不应求。在这个“经济区”的一个城市即诺沃切尔卡斯克市内，工人们对此怒不可遏，组织了罢工和示威游行活动。结果又引发了一场悲剧。
对于当时发生的事件，人们说法不一。作者的消息源自一位远方亲戚，他当时正好在诺沃切尔卡斯克做客，成了事件的现场目击者。据他讲，愤怒的示威群众在市委和市苏维埃执委会办公楼外举行游行，匆忙中召来的部队守卫在该市办公楼的四周，指挥官是伊·普利耶夫。士兵们受命朝天开枪驱散人群，但有几发子弹却不意命中了几个小男孩，当时他们正攀援在办公楼所在广场周围的树上。小孩子们从树上跌落下来，死的死，伤的伤，工人们和孩子们的家长见此惨景怒发冲冠，便一涌而上向士兵们扑了过去。士兵们的第二排子弹直接朝着他们齐射过来。在罗斯托夫州以外的人们对这天发生的事件一无所知，外国报刊亦无报道。但是当地的人民却群情激愤，在诺沃切尔卡斯克市以及顿河畔的罗斯托夫市，大小工厂全部实行了三天停工抗议。当时政府方面也不声不响地实施了军事管制法令。
充满艰辛风波迭起的1962年过去了，这一年结束之际，赫鲁晓夫对苏联工农业的发展情况做了一番估计。全年的生产结果表明，即有使人洋洋自得的根据，也有令人大失所望的理由。
工业生产率提高了9.5%，略高于七年计划规定的指标。但农业却停滞不前，尽管为促进其发展采取了大量措施。全年农业生产总量增长率还不过1.2%。对城市的农产品供应愈发不足。1958年以来，苏联城市人口猛增了16%，而这4年来的农业总产量只提高了6.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