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参加的每次代表会议上，农作物轮作问题都是赫鲁晓夫讲话的中心内容。当时全国的农业经济学家正围绕这一做法进行着激烈的争执。例如，绍尔丹吉谷物研究所的巴拉耶夫宣称，由于南方和东南部地区的雨量不够充沛，同时又缺少化学除草剂，故而只有让土地在作物种植周期的一大段时间内休耕，方能确保春夏两季的收成。同这种观点相对立，阿尔泰农业研究所的纳里瓦伊科则主张采用新的耕作方法，即大量种植玉米和豆类等需要深耕土地的农作物。他向赫鲁晓夫保证，普遍采用这种方法就能保证农业生产迅速增长，而且又无需追加投资。果然不出所料，赫鲁晓夫宁愿采纳这种方法，而无意接受处女地谷物研究所的建议，因为他渴望成功，渴望以较少的付出取得最大的回报。在这一点上，他得到了李森科、纳里瓦伊科和奥尔尚斯基的支持。在这批人的鼓动之下，赫鲁晓夫有失公允而且相当尖锐地批评了著名的库尔干农业经济学家特·马尔采夫。因为强调在西伯利亚和东南地区留出作物休耕期重大意义的正是此人。（然而，不久之前，在马尔采夫特别指导的某个集体农庄，还举行过一次农业科学院的专门会议，让与会者充分了解了这一被称之为“马尔采夫方式”的作物休耕方法。）
科学院院士瓦·威廉斯遭到了尤为粗暴的斥责。1948年以来，他所首倡的草田轮作法在国内许多地区得到采用，当时也得到了李森科的支持。而时下在赫鲁晓夫看来，这种方法却成了苏联农业落后的罪魁祸首，因为按照此法，在某个既定的时间内全国1/4的可耕地区处于休耕状态，或者混播了用作青饲料的牧草。无疑，赫鲁晓夫的批评大体上还站得住脚。威廉斯的方法是在30年代的条件下发展起来的，当时的化肥产量非常低。现在盲目照搬这种方法，已经产生了灾难性的后果。然而，若是广泛采用赫鲁晓夫提议的这种激进的急剧变革，其结果同样也是灾难性的，因为生产率是由多种不同因素所决定的。为支持自己的论点，赫鲁晓夫翻来复去地援引美国的玉米种植州作为例证；其实那里的条件同苏联大多数地区的情况相去甚远，而且苏联经济学家多年来的计算业已表明，较之播种多年生或当年生牧草，在非黑土地带种植玉米之类的劳动密集型谷物，其花费开支要远为浩大。不仅如此，苏联中部地区的夏季气温总是较低的，玉米收成不会很高，根本无法为牲畜提供充足的饲料。
显而易见，在苏联这样一个幅员辽阔的国土里，各地区之间的条件相差很大，没有任何方法可以放之四海而皆准。从这个意义上讲，赫鲁晓夫对威廉斯及其他人的批评可以成立；然而若是同样以一种企图包治百病涵盖全国的办法取而代之，那么照样是要碰壁的，而赫鲁晓夫对休耕期所持的顽固态度恰恰就是这样。在1954-1959年期间，他和自己的顾问都主张在雨量充沛的地区全部取消休耕时期。当时也还普遍认为，定期遭受旱灾袭击的地区仍需要有一定的休耕期。但是到了50年代末，赫鲁晓夫却进而开始号召在南方和处女地垦区也同样要彻底废止休耕期。在上面压力下，休耕地面积逐年减少，从1956年的15.8%下降到1958年的10.9%；在赫鲁晓夫1961年讲话之后掀起的一次声势浩大的运动中，休耕地面积又进一步降至总耕地面积的3.3%。事实证明，这一决定是严重错误的；不多久，大量证据便表明，休耕对于谷物轮作法仍是至关重要的。
1962年2月间，赫鲁晓夫在加格利附近的国家别墅休整了20多天。返回莫斯科之后，他的注意力再次转向农业，这次具体表现在3月5日-9日举行的中央全会上。
正如人们所料，赫鲁晓夫在全会报告中不遗余力地要求全面推广新的耕作方法，但是全会宣布的主要议题则是他所提出的有关重新改组农业管理体制的建议。以往30年时间里，在负责管理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的党政机关与这些农庄农场之间，存在的主要纽带正是农村地区的区党委和区苏维埃执委会。它们不但负责监督农业工作，而且在包括医疗卫生、教育、乡村文化、乡间公路、通讯邮政等农村生活的方方面面，都要担负责任。虽然这些基层组织的主要任务始终是农业生产任务，但赫鲁晓夫却依然急于建立另一级管理机构，使之统辖20至30个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的监督工作。
从赫鲁晓夫在这次中央全会上所做的报告和总结发言中，可以看出他并没有认真而深入地思考这些新设管理机构的构成和职能问题，只不过是信口雌黄罢了。他主张应当扩大这些机构的权限，一般说应当使之掌管两至三个原有的区委管理范围。从该地区称职的专家中选拔一批特派员，将其派赴各个新单位，他们的任务是向农庄农场提出建议而不是发号施令。假如双方各执一词，相持不下，那么就由农场经理或农庄主席最后拍板定夺。党中央或州党委将向每个新设立的机构派出一名党的组织工作者，另外各单位都要自己办一份报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