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这样，赫鲁晓夫的计划却得到了雷厉风行的置彻。1958年11月，党中央委员会公开发表文件，对拟议中的学校改革做了大体的规划。12月，在就此问题展开过一次短暂的全民讨论之后，拟议的改革措施成了法令。但确凿无疑的是，这一法令的条款，特别是其中有关这一法令实施方式的规定，已经与赫鲁晓夫最初所提议的内容大相径庭。实施中等教育的主要机构一如既往地仍是普通走读学校和综合性技术学校。这些学校的课程表中补充了生产技术培训的科目，第9、10、11年级三分之一的授课时间为这类科目所独占。依照这种样式，所有的学校将用5年的时间完成改革。
在赫鲁晓夫看来，5年的期限似乎是过于漫长了；但在现实生活中，要想在这一期限完成转型显得急促。到5年期限届满时，改革只是在那些第一流的学校取得了相当的成就，而改革本身的缺陷却已暴露得分外鲜明。造成中学情况仍旧混乱不堪的，正是赫鲁晓夫——多半是出于经济原因——做出的一项突如其来、独行其是的决策，即按照他最早所提议的那样，将学生的修业年限从11年缩减为10年。这一改弦更加使中学的课程表发生了又一轮复杂繁琐的变动，而中学改革的不少成就也即刻付之东流，前功尽弃了。
在苏联的报刊上，发表了大量的有关教育改革之论，但却找不到透露正在进行中的另一项重要改革的只言片语。这就是赫鲁晓夫对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改组。严格说来，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体制和职能一如往常，没有变化，只是实行了一些改变其人员构成的重要措施。根据中央主席团的一项决定，谢罗夫被剥夺去他所担任的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一职，不过他对赫鲁晓夫始终是俯首贴耳，忠心不贰的。同长期在这一组织内任职的其他主要官员如出一辙，谢罗夫也有作奸犯科、违法乱纪的可耻经历。而且，他对北高加索若干少数民族所有居民被逐出家园一事还负有直接罪责。因而时下，在苏共二十大已经开过、数百万得到平反的公民已重返故土的时候，对这个国家安全委员会首脑的陈年旧事仍然不闻不问、不加追究已经行不通了。
从表面上看，比利时女王王冠失踪案的真相大白是谢罗夫被罢官的直接原因。这顶王冠先是被德国纳粹分子掠走，因而人们推测王冠可能藏在德国或苏联某地，但实际上却又一直查无下落。经过旷日持久而且详尽深入的调查之后，终于发现王冠原来竟在谢罗夫私人手里。事实证明，谢罗夫在担任战时反间谍组织斯麦尔什”头目期间，曾经截取侵吞了一大批贵重的财物，女王王冠只是其中之一。后来，王冠被人神不知鬼不觉地交还给比利时王室。尽管有此东窗事发，但赫鲁晓夫还是有意庇护谢罗夫，不准对他在斯大林统治时期的所作所为进行持久的调查。因而谢罗夫并未退职隐居，去过领取养老金的生活；只是换了个职位，出任“格鲁乌”的总管。这是苏联红军的主要情报组织，它在许多领域的活动同国家安全委员会紧密联系。只是过了很久，当一直受到谢罗夫的庇护，并在苏联领导机构中已窃取极高职位的英美间谍奥列格·潘科夫斯基被揭露出来的时候，谢罗夫才被迫摘下乌纱帽，离职赋闲。
令人迷惑不解的是赫鲁晓夫提拔苏联共青团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亚·尼·谢列平作为谢罗夫的继位者。这一举措引发了针对国家安全委员会整个领导机构的一次全盘清洗，导致这一组织中许多原有干部被贬黜一些人被勒令退休，另一些人则被调到机关人事部门、保卫部门以及小企业经理部的低级工作岗位上。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新干部，一部分来自党的各级组织，但大部分是从共青团各级组织提拔上来的，不少共青团的州委第一书记就地起飞、被提拔为本州国家安全委员会机构的负责人，许多共青团的市委书记也同样跟着青云直上；共青团中央机关各部门和莫斯科市委的大批督导员和主要干部竞相改换门庭、摇身一变而成为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侦查员和部门负责人。
对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清洗剔除了许多在斯大林和贝利亚时期曾为虎作怅的作恶多端者。然而，在40年代末、50年代初（即斯大林统治的末期）形成的共青团现任领导集团的最上层，其本身并非洁白无瑕。至于谢列平本人，其毫无政治操守，根本不讲原则，并且野心勃勃。早年，一次朋友开玩笑问他以后想干什么时，他竟不假思索地脱口而出：“当头儿！”而那时他才二十岁，还仅仅是莫斯科哲学——文学学院的一名学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