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某种意义上讲，1959年的春夏两季是赫鲁晓夫一生中最为宁静安定的时光。国内五谷丰登，肉类和牛奶货源充足。国际上风平浪静，相对平安无事。这一年，赫鲁晓夫在雅尔塔与家人共庆自己的65岁寿辰。党中央委员会给他的祝辞、所有社会主义国家以及各国共产党领导人发来的贺电，在报刊上以醒目位置发表；一些资本主义国家的当权者也送来了贺信。赫鲁晓夫直到4月底才返回莫斯科。按照惯例，世界和平理事会要在每年这时颁发列宁和平奖。这回赫鲁晓夫在5位获奖者中名列榜首。
回到莫斯科后，赫鲁晓夫随即接见了联邦德国社会民主党的一批报刊编辑。言谈话语之中，他表示非常严肃认真地看待同社会民主党就有关国际问题采取联合行动的可能性。另外，赫鲁晓夫还在克里姆林宫热情款待了一群访苏的美国退伍军人。
5月中旬，全苏作家第三次代表大会在首都举行。赫鲁晓夫直言不讳地在会上说，由于他决定要即席发言，他一直感到忐忑不安。他还说，脱稿讲话“对任何发言者来说都是一件难以应付的差事”。他强调说，对作家的创作他是一个外行，谈不上什么指导，而且由于最近几年基本上从未阅读任何小说和文学作品，他就更不敢有此念头了。他讲：“确切地说，我的本职工作是阅读驻外大使的信函、各国外长的照会，翻阅美国总统或其他一些国家政府首脑的讲话和报告。”
实际上他的这番表白含有虚假成份，因为这次大会就是在一桩臭名远扬的案件——帕斯捷尔纳克迫害案的阴影笼罩下召开的。8个月之前即1958年10月上旬，鲍里斯·列昂尼多维奇·帕斯捷尔纳克因小说《日瓦戈医生》而获得当年诺贝尔文学奖。这部小说很早以前就已完稿，作者也曾投给《新世界》杂志编辑部。小说的主题是叙述一个人在俄国革命时期漠然不知所向，不能决定自己在当时的内战中究竟站在哪一方的命运。这类作品在苏联文学创作中早已屡见不鲜、不足为奇（在此只须提及肖洛霍夫所创作《静静的顿河》一书即足矣了）。但对这样一部小说，当时以康·西蒙诺夫为首的《新世界》编辑部里众说纷绘、藏否不一因而争执不休，然而最后还是做出了不予发表的决定。
帕斯捷尔纳克把《日瓦戈医生》的手稿交给了一个意大利出版商。1957年小说在国外公开发表，并很快洛阳纸贵被译成多种文字。当时的苏联报刊对此视若无睹默不作声，但眼下却再不可能对诺贝尔奖的授予一事依然故我缄口不言。《真理报》发表了署名德·札斯拉夫斯基的一篇长文，题目是“关于一株文学大毒草的反革命嘈杂喧传”。文中写道，帕斯捷尔纳克从来就不是真正的苏维埃作家，即使是在他的“顶峰时期”，他也没有“进入第一流的文学大师之列”。文章把《日瓦戈医生》这部小说斥之为与文学艺术风马牛不相及的政治讽刺小品，而小说的主人公只是一个“道德上畸形发展的怪物”。
在官方的支持下一场反帕斯捷尔纳克运动猛然掀起，而各级作家组织是这场运动的骨干。为建立全苏作协俄罗斯分会而在莫斯科召集的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作家第一次代表大会上，列·谢·索波列夫充当了主要报告人。他指责帕斯捷尔纳克是“颓废知识分子的典型代表”、“所有丧失理性的玩世不恭者的同伙”，甚至还无中生有地说帕斯捷尔纳克是“叛徒”。对这类上纲上线、污秽不堪文辞不通的詈词秽语，参加这次大会的许多代表竟然附炎趋势、大表赞成。赫鲁晓夫对帕斯捷尔纳克的小说从未吐露只字片语，对自己的看法一直讳莫如深。但整个运动就是在他的赞许下发起的，这一事实路人皆知，毫无秘密可言。直到1965年之前，赫鲁晓夫实际上从未完整读过《日瓦戈医生》一书，他只不过熟读了别人放置其案头的这部小说某些具有倾向性的摘录，而这些摘录是不问本意、不顾全文、断章取义地从小说中截取的。真正使赫鲁晓夫怒火中烧的倒是这样的事实：一部在苏联国内被拒绝发表的小说竟然在国外公开出版了。在这场口诛笔伐的大批判运动中，苏联共青团的大小头目也跳出来落井下石。共青团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弗·叶·谢米恰斯内在团中央的一次全会上大放厥词，把帕斯捷尔纳克称之为“国内的流亡者，”还说如果他“成为名符其实的流亡者，投奔他的资本主义乐园”，那倒是一件众人称快的大好事。最后，帕斯捷尔纳克这位伟大的俄罗斯诗人被开除出了作家协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