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1957年期间，上千所学校试验了把教育与劳动结合起来的方法。农村地区的学校尤其具有开拓性：它们重建了果园和菜圃，在自办农场里观察农作物轮作的效果，学习使用农业机械，饲养家禽家畜，开办机器拖拉机站。城镇学校的附属车间往往就设在当地工厂企业的厂房里。这些独辟蹊径之举证实，将教学和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大有作为、完全可行。但从中也暴露了与这种雄心勃勃的事业相关的一系列问题。起初，具有适当资格而且经验丰富的教师过于缺乏；同时，用于劳动学习的课时也明显不足。因此，中等教育的学习年限延长了一年，首先有50所学校确定为11年制学校。在这些学校里，增补的学时主要用于组织生产劳动和开展生产技术培训。1957-1958年开始的这个试验进展顺利、势头良好。因而到1958年春天，又有另外200所学校也被纳入了同一试验计划。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赫鲁晓夫提出了自己的意见书。
这个意见书直言不讳，极为坦率，它开门见山地批评了那种将学校与以后的生活相割裂、使教育制度的目标与国民经济的需要相脱节的鸿沟，批评了那种片面强调学生继续深造、接受高等教育的倾向。赫鲁晓夫指出，在1954-1957年期间，有多达250万的中学毕业生不能进入技术专科学院或高等教育学府；仅1957年一年，就有80万学生不能在中学毕业后继续升学，而只有25万学生直接从中学教室跨进了大学课堂。那么，为那些没有机会继续升造的中学生们准备了什么呢？应当怎样消除教育制度的缺陷呢？赫鲁晓夫写道：
由于中等学校教育大纲脱离生活，因此这些青年男女对生产一无所知。而且社会也不知道如何更好地利用这些充满活力的人，如果是，很大一部分青年和他们的父母对这种学非所用的状况都十分不满。今后这样下去，这种局面不但不会减缓，反而会加强。我想，这种情形应当引起我们密切的注意……所有儿童都应当训练成能从事有益的劳动和能参加共产党社会主义建设的人。工厂或集体农庄、工业企业、国营农场、机器拖拉机站、技术修理站或机关中的一切劳动，一切对社会有益的劳动，都是神圣的劳动，都是每一个享有社会福利的人所必备的。
赫鲁晓夫并不满足于这样泛泛而论的告诫之辞，他还向党中央委员会提出了关于改革教育制度的详细规划。不幸的是，他的改革建议既没有从教育学的研究成果中寻找真谛，也没有从苏联学校在1953-1958年期间积累起来的丰富经验中汲取精华。支撑赫鲁晓夫思考的资源只是他自己有关20年代初期那类技工学校和技术学院的回想和记忆，而那时，普通中学在教育制度中还没有什么地位可言。
赫鲁晓夫建议，在初等教育阶段，应当用8年制的义务教育学校取代现在的7年制学校。这就意味着，那些小学生，而不是学习负担更重的中学生，将从增加的这一学年中得到益处。此外，他还想简单干脆地取缔早已为人们所熟悉习惯了的中学。他说：
在城市、工人镇和工人村，儿童完成了7-8年教育之后就应该进入工厂学徒型的学校。他们将继续求学，不过这种学习是同职业教育密切结合的，它可以使学生掌握生产知识和劳动技能；不仅使学生掌握抽象的生产知识，而且有实际的体验。在农村地区，学生受了7-8年教育之后，就应当学习农业、畜牧业和其他农业部门方面的实际知识和理论知识，或者学习2-3年的某种工艺……
但还有另一种办法：青年们在学校完成了8年教育，结束了第一阶段中等教育之后，就全部参加生产。假如实行这种普通教育，我们将来每年就要派200万到300万青年到工作岗位上去，而其中的40%在城市，其余的在农村。
倘若这些青年人愿意的话，他们也可以在夜校或分班制学校里完成自己的中等教育学业。赫鲁晓夫建议，夜校的授业期限可以定为2-3年，那些上课求学的青年人每个星期可以有2-3天的脱产学习时间。而那些“以相对极小的数量”保留下来的普通中学，应当增加用于综合性技术教学的课时，并且应当努力使学生参加生产劳动。
赫鲁晓夫的这些建议总的看来，优点大于缺点，其主体还是正确合理的，但在许多方面也有判断失当从而矫枉过正之处。最为严重的错误就是，赫鲁晓夫过低地估计了人们早已熟悉、往往设在人口稠密区附近的普通走读中学所具有的价值；过分地强调了对孩子们的职业培训而不注重综合性技术教育以及使学生参加生产劳动的问题。结果，任何15岁的少年都不会具有在离校之际做出明智的职业选择的智力准备，何况这些毕业生所能做出的选择范围也大受限制，因为当地只有一两家企业能接纳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