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此，还需交待一件事，这实际上是1960年2月赫鲁晓夫访印期间自己出人意料地提到的。在向印度议会发表的讲话中，赫鲁晓夫郑重声明，苏联在近几年根本没有任何政治迫害事件。这真是大不诚实的欺人之谈。在1955-1960年期间，因政治原因而遭逮捕的人数虽然不多，但决不是根本没有。1956年匈牙利事件后，一些大学生组成了小团体，他们对匈牙利起义者表示同情，而对苏联的武装干涉则提出批评。在莫斯科国立大学的共青团会议上，他们组织了一系列演讲，而且还散发了不少传单。结果，以具有所谓“南斯拉夫倾向”的尤·马什科夫和伏·泽赫米斯特尔为首的一群大学生身陷囹圄。此外，在莫斯科马雅可夫斯基纪念碑下举行的诗歌朗诵会逐渐形成了内部有组织、对外具有鼓动性的特点，始终参加这个朗诵会活动的有弗·布科夫斯基、叶·库兹涅佐夫、弗·奥西波夫、亚·金兹堡，而另一位参加者伊·布科什坦则被投入监牢，集会本身也被志愿巡逻联防人员搅散。在某些加盟共和国，有人因所谓“民族主义情绪”而银挡入狱；在一些州，还有人因批评赫鲁晓夫的个人崇拜而身陷囹圄。1960年，在莫尔多维亚第7号劳改移民区，由于政治原因而被判徒刑的好几百人仍被关押监禁，难见天日。
当然，这些迫害活动比起斯大林时代的恐怖运动要小得多，也轻得多。60年代初出现的“持不同政见者”团体此时还属地下性质，这些团体并不追逐显赫的声名，也不想招来外国记者。实际上，当时的外国记者对“持不同政见者”团体的存在也确实一无所知。任何志同道合的团体当时都不会在法院附近聚首碰头，换句话说，当时虽有政治犯但尚无“持不同政见者运动”。1956年以后，无论是对刑事犯还是对政治犯，劳改营的管制都明显地松驰下来。这引发了内务部军官们一系列的抗议。在最高苏维埃的一次会议上，他们指责政府在劳改营里搞出来一种“疗养环境”。赫鲁晓夫预先注意到这些言论会在到会的最高苏维埃代表中赢得普遍的赞同。他那敏锐的直觉意识到了人们思想情绪的变化，因而下令在劳改营实施更加严厉和强硬的限制。
苏联刑法典》也增补了一项条款，规定可以对“在押犯中的蛮横逞凶、对积极接受改造者的恐吓威胁以及对管理工作破坏捣乱的行为”加以惩罚直至处以死刑。
对于节俭地使用国家资金的关切，驱使赫鲁晓夫又采取了一些粗率孟浪的行动。例如，在两次巡视苏联远东和西伯利亚地区之后，他贸然提议中止用以勉励苏联欧洲地区的居民向东移居的措施，取消原先奖给在远东和西伯利亚地区就业工人的工资补贴。与战前相比，东部地区的生活虽有不少改善，但实际上仍然十分艰辛困苦。
1960年5月初，党中央委员会举行全体会议，结果导致了党内领导集团的变动。前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柯西金、波德戈尔内和波利扬斯基升迁为正式委员。与此同时，基里钦科却失去了他在中央主席团和中央书记处的职位。此人是在1955年入选中央主席团的；在主席团议事时，他惟赫鲁晓夫马首是瞻，对赫鲁晓夫言听计从。尽管他为人粗暴、处事简单，如同未经开化的乡巴佬，但当时他还是得到了赫鲁晓夫的完全信赖和青睐。在赫鲁晓夫不得不长期离京外出时，他的一些亲近同僚便代他主持中央主席团和中央书记处的例会。而在1959年，这桩美差往往落在基里钦科的头上。在表面上，基里钦科被指责为要对1959年的农业欠收负责，因而被褫去党内和国家的一切重要职务；随后，他先是在奔萨州，后又在罗斯托夫州的小企业里担任经理。他留下的中央委员会书记职务由弗·罗·科兹洛夫接任，在此同时后者仍兼任部长会议副主席。科兹洛夫在许多方面很像基里钦科，不过他也总是向赫鲁晓夫表白自己的忠心。当科兹洛夫还在列宁格勒党组织担任领导职务时，当地曾有一个特别代表团赶赴京城，恳求赫鲁晓夫不要向列宁格勒州党代表大会提名由科兹洛夫出任州委书记。言者谆谆，听者藐藐，赫鲁晓夫依然我行我素，将科兹洛夫置于自己的保护伞下，根本不理踩代表团成员的呼声。
另一个被逐出中央主席团的人是尼·耶·别利雅耶夫，他在1957-1960年期间掌握哈萨克党组织。此时，赫鲁晓夫对处女地的情况已大为不满，虽然耕种了大片新开垦出的土地，但哈萨克的粮食收成却仍在不断下跌。别利雅耶夫遗落的哈萨克党中央第一书记的头衔转到了德·库纳耶夫的头上。在随后不久举行的最高苏维埃会议上，伏罗希洛夫体面地退休下台。他原先担任的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一职由勃列日涅夫接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