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中央到地方，各级平反调查委员会的工作活动也有许多不足之处。
当年惨遭枪杀或身死狱中的囚犯人数远远多于大难不死的生存者；依照规定，只有在死者亲友提出上诉时，才能进行他们的平反调查工作。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无人上诉，那么案子就不予复查。假如确实搞了平反工作（因为有的案子牵涉了许多人），那么就不再派人去查访死者的亲属或子弟，通知他们平反的决定，为他们被没收的个人财产、赶出家园以及家庭生计备遭摧残的损失提供某些赔偿。另外，20年代反对派的大多数成员也根本没有被平反昭雪；这些人完全没有罪过，但却一个不剩清洗殆尽，不是惨遭杀戮便是身陷囹圄。而且，1928-1931年以及1936-1938年举行的那些政治审判案也没有给予正式的复查。各级平反工作委员会、国家检察院或是有关的党组织并没有严令当年内务人民委员部的调查人员交待自己折磨犯人的罪行，也没有对那些因虐待囚犯而臭名远扬的监狱和集中营头目施以惩治；至于那些专司告密诽谤的家伙既没有将其大名公之于世，也不曾给予他们任何惩罚。只是在极少数几乎世人皆知的案子里，才不得不对内务部——国家安全部少数负责人做出一些无关痛痒的指责，象什么“超越职权”、“使用了不可接受的调查方法”以及“制造毫无根据的罪名”等等。
当受害者开始大规模返回家园时，当年的告密者和调查人员如热锅上的蚂蚁，惶惶不可终日，但是这种恐惧很快便销声匿迹了。他们以前诬陷迫害的人大多数早已葬身荒旷的囚犯墓场，只不过在脚下插了一块木牌子以示其身份而已。此外，得以生还的大多数人由于心存余悸，并不那么激愤和急于去报仇雪耻。对于自己经受的苦难，“古拉格王国”的恐怖生活以及个人遭受的酷刑折磨，他们也不敢向亲友们坦诚相告。许多人精神创伤极深，总是错以为有人在背后盯梢，电话交谈会被偷听，周围都是居心不良的告密者。而能够最快摆脱这种恐惧型妄想症的人，大都又是那些1946年到1952年被捕入狱的受害者，他们服刑时间只有5到10年，而且还赶上了古拉格群岛战后那段较为“自由”的时期。总的来看，这些人在获释后不久都能够回到原有的单位重操旧业。然而，那些囚禁期长达17年到20年之久的受害者，其中大多数已经心灵破碎，根本不愿从事任何政治活动了。
当年的阶下囚在获释之后还能在党政机关中官复原职的人寥寥无几。只有很少几个人企图展开斗争，重新恢复历史真相，并力图使那些在大清洗活动中为虎作怅的人确受惩罚。哲学家巴·伊·沙巴尔金曾用了好几年时间，多次要求有关党组织对那些在1936年到1938年诬陷过自己和其他一些哲学家的人进行调查审讯；然而直到50年代末，这批人仍然在科研机构和党的意识形态部门占据着负责的岗位。还有几份上递的声明指控了斯维尔德洛夫的小儿子安·雅·斯维尔德洛夫，此人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曾是内务人民委员部的调查人员，亲手拷打过许多囚犯。1956年时他还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院占有一席之地。这些控告根本无人理睬。小斯维尔德洛夫稍有惊慌之后还是平安无事。亚·伊·托多尔斯基将军获释归来之后，为纠正国内战争时期军史中的篡改之处投入了大量心血，并多方奔走力求为那些当时尚未平反昭雪的军队杰出将领恢复名誉。但他这些努力却遭到党内领导机构的反对；赫鲁晓夫的一句话成了挡箭牌：“我们决不能再来一次类似圣巴托罗缪之夜的屠杀了。”有人请赫鲁晓夫解释一下此话的含义时，赫鲁晓夫坦率作答。他认为，要真是把以前直接间接参与过斯大林罪恶活动的人名都公之于世，那么应当被送进大牢的人要多于已经获释平反的人。曾有这样一首佚名诗，寥寥几行一语中的：
国门何需挂哀旗，
葬仪悼词皆无迹。
罹难无辜既宽赦，
放过屠夫亦有理。
尽管如此，二十大的冲击并不仅囿于政治领域。1953和1954两年，苏联的文化生活就已初现生机复萌之态。亚·特·特瓦尔多夫斯基的长诗《焦尔金游地府》，第一稿已经完成，其后人们纷纷相互手抄，广为传播；文学刊物《新世界》发表了一些有争议的批评文章弗·波米朗采夫题为《论文学的真实性》激起公众热烈的反响；费·阿布拉莫夫的短篇小说《集体农庄的人们》引起了广泛的注意；伊里亚·爱伦堡的中篇小说《解冻》业已出版，用意独到的小说题目一时成了广泛的时用语。这些富于创新精神的知识分子，其独立言行在当时不过是谨小慎微的初试之举，但是党内保守派却大感恐慌。党中央书记波斯别洛夫执意将特瓦尔多夫斯基调离《新世界》主编的岗位，并以康·米·西蒙诺夫取而代之。然而就在作出这一决定的那次会议上，赫鲁晓夫却指出：“对于知识界这些摇摆不定的表现，应当受到责难的还是我们这些人。有关个人崇拜的种种问题在人民心中已引起许多疑虑，但我们却没有给他们给予满意的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