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样，这场危机应当通过迅速改变党内整个政治气氛，采取真正民主的崭新领导方式以及切实遵循党的二十大路线等办法，逐步加以克服。不幸的是，党和国家的政治状况却没有朝着民主的方向发展下去；后来的情况既没有使苏联国家生活重新健康化，也没能消除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危机。
党的政策出现的首尾不一前后矛盾的现象，首先就与党中央委员会特别是中央主席团内部冲突的加剧有着密切的关联。作为二十大的成果之一，中央委员会的人员构成有了不小的更新。在十九大上获选的125名中央委员当中，入选新一层中央委员会的只有79人。同时，新中央委员会的人数又有所扩大，新补入了54名委员；这实际上都有力地加强了赫鲁晓夫的位和影响。但是中央主席团的变动相对要缓慢一些，只有阿·伊·基里钦科和米·安·苏斯洛夫是新补入的正式委员。而包括莫洛托夫、马林科夫、伏罗希洛夫、卡冈诺维奇、米高扬、萨布罗夫和别尔乌辛在内的其他主席团委则都获连任。主席团候补委员当中有列·伊·勃列日涅夫、格·康·朱可夫、叶·阿·福尔采娃、尼·米·什维尔尼克和德·特·谢皮洛夫，这些人都是赫鲁晓夫政治路线和个人领导的积极支持者。
在二十大上以及其后召开的有关会议和各地党的积极分子集会上，最初还有可能不去讨论赫鲁晓夫的报告和个人崇拜问题，然而在后来的各种会议上，这些问题却被接二连三不断提出。不言自明，斯大林时期整个党的领导集团责任问题，也时常受到追问。1956年3月，在苏联作家协会的党内会议上，讨论了二十大的后果问题，不少作家不但谈到文学正处于痛苦挣扎的艰难状态，谈到斯大林时代产生的那些对广大作家的种种迫害镇压以及文学中大肆歪曲现实的情况，而且还提出要对那些专司告密诽谤的无耻之徒给予惩罚，同时也坚决谴责了所有在迫害活动中为虎作怅的人。作家们民主的呼声越来越强烈。在这次会议上，1903年入党的作家，70高龄的彼·阿·布利亚欣发言指出：
列宁梦想着建立一个不仅是字面意义上而且也是名符其实的社会主义机关。列宁的遗训是怎样实现的呢？……我不赞成米高扬的发言。不，列宁主义的准则和原则还没有重新恢复。我们不能把愿望当成现实……已经建立和培植的非但不是社会主义的机构，而且恰好相反却是一个官僚主义的机构，里面充塞的那伙人就知道粉饰太平，不动脑子，人云亦云，追名逐利，饱食终日，只求无过。这个机构已脱离人民，丧失了对国家对人民的责任感。斯大林取当年沙皇而代之，依靠的就是这个机构。苏联社会中物质生活水平差距之大实在令人无法接受……斯大林时代严重践踏了宪法基本原则，破坏了各族人民的兄弟情谊和社会主义法制。有人在会上已谈到卡尔梅克人的问题。〔1944年被强迫东迁的一个少数民族〕。然而，有关犹太族人民遭受的苦难又应当说些什么呢？当年的贝利斯案件曾使沙皇政权在全世界面前声名扫地，脸面丢尽。而“医生案件”却是我们党，首先就是我们这些俄罗斯族共产党人的奇耻大辱……现在有些人还在暗中阻挠一切变革，包括平反冤狱的工作。只有七八千人得以昭雪平反。赫鲁晓夫在党代表大会上提到的囚徒人数真让人痛心疾首呵。让这么多无辜者仍在狱中备受煎熬我们于心何忍？！应当采取一些必要措施大规模加快平反工作。防止重演斯大林时代一切悲剧的唯一办法，就是真正恢复党和国家政治生活中的列宁主义民主。
叶·尤·马利采夫在会上也指出：
现在从上到下的干部，还保留着官僚主义的领导作风。在梁赞州，一位集体农庄主席还和以前一样大权独揽。区委书记还一如既往地拍桌子瞪眼。在这次党代表大会上，谨小慎微的风气太严重了……用不着在资产阶级思想根本不存在的地方去硬找资产阶级思想。相反，党中央委员会应当认真调查党内负责干部所犯的错误……作为一个作家，我希望真正彻底搞清什么是个人崇拜得以产生的土壤，使之逐步形成的社会原因又在哪里？只用斯大林的个人品质是无法解释这一切的。
二十大之后，赫鲁晓夫曾出席过不少党的积极分子集会。在会上，他采取了知耻近乎勇的态度，没有诿过没有遮掩，他承认自己以往确实目睹并知晓斯大林时期犯下的许多罪恶行径，然而又出于恐惧不敢站出来表示异议。有一次，在会上他接到了一张纸条，上面写着：“你们这些政治局委员怎么竟然准许在我国犯下如此严重的罪行呢？！”赫鲁晓夫念完条子后厉声发问：“这张没署名的条子谁写的，请站出来！”无人起立。接着他又重复了一遍，但是写纸条的人还是没有站出来。于是赫鲁晓夫便说：“写条子的人害怕了。就是这么回事，要是站出来反对斯大林，我们也害怕呀。”当然这种解释并不全面，不过还算得上一个坦率老实的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