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后几年时间里，文化上的解冻势如春潮，一奔千里。一位移居苏联的土耳其诗人纳兹姆·希格迈特写作了一部话剧，题为《伊凡·伊凡诺维奇还能活下来吗？》。作品给人留下的深刻印象非常持久。然而那几年里最震撼人心的还是弗·杜金采夫题为《不单单是为了面包》的小说，这部作品发表在1956年秋季的《新世界》杂志上，并在数百次大小会议上引起广泛的讨论。一些作家围绕着“文学莫斯科”的题目，写下了不少引人入胜的作品，并且以文学年鉴的形式汇集出版。当时激起强烈反响的还有其他一些作品，其荦荦大者如：亚·雅申的《杠杆》、丹·格拉宁的《个人的见解》、加·特罗耶波里斯基的《科学副博士》、瓦·奥维奇金的《艰辛的春天》、加林娜·尼古拉耶娃的《前进道路上的战斗》、弗·索洛乌欣的《弗拉基米尔乡村公路》、帕·尼林的《残酷》以及弗·费·田德里亚科夫的《死结》和《不称心的女婿》等等。布鲁诺·加森斯基的小说《庸人的阴谋》以及伊·巴贝尔的某些作品也重新刊行，这两位作家都在30年代死于斯大林镇压之下；此外，约翰·里德的名作《震撼世界的十天》也在多年禁印之后第一次再版。
50年代后期的诗歌界佳作迭出，洛阳纸贵，在社会上的重大影响陡然增加。象沃滋涅辛斯基、奥库扎娃、叶甫图申科、阿赫玛杜丽娜、斯鲁斯基、列维坦斯基、罗日杰斯特文斯基和其他一些年轻诗人纷纷脱颖而出，一时群星璀灿，生气勃勃。扎鲍洛茨基在经历了多年铁窗之苦后也获释出狱重返诗坛。叶甫图申科在自传中曾这样回首当年：
1955年举办了第一届诗歌节，后来这一天被定为全国性的节日。那天，诗人们在莫斯科大小书店的柜台前高声朗诵自己的作品，并在读者购买的诗集上签名留念。我们当中有些人是在离那所大学不远的莫胡芙斯卡娅大街的街头吟诵诗作的……我们是故意走出书店来到大街上的……我所朗诵的那首诗，以前曾被某位K诗人上纲上线为歌颂敌人之作，但听我诵诗的年轻人并不认为它是在攻击我们祖国，相反倒是一种斗争武器，其锋芒直指那些企图阻挡我们建设美好未来的人。成千上万的人们鼓掌欢呼支持这场斗争……非常明显，报刊、广播和电视都没有紧紧跟上国家的巨变……文学批评也远远落后于时代的发展，简直毫无办法……小说创作虽有发展，但却相当缓慢。然而诗歌创作却是异军突起迅速发展……我把朗诵诗作的讲台当成战场。在工厂、大学、研究机构、办公大楼和中学里，我四处上台吟读诗作。听众人数常常有一两千人……1963年的诗歌节朗诵会是在体育馆举行的，到会者有14，000人之多。
对文学解冻，对作家们高扬思想解放的大旗，赫鲁晓夫并不热心。1957年第12期《共产党人》杂志发表了赫鲁晓夫著名的长篇文章，题目是《文学艺术要与人民群众的生活紧密联系起来》。编者的脚注指出，赫鲁晓夫在1957年5、6、7三个月曾多次接见作家和艺术家，向他们发表讲话；这篇文章就是这些讲话精旨要义的大成之作。这些会议实际上是在赫鲁晓夫本人的官邸别墅举行的，而对苏联文化界最进步的那些知识分子来说，也很难断言这些会议增进了相互了解，消除了隔阂。不管怎么说，这篇文章充满了陈词滥调和布道说教，也没有为苏联文化发展开拓新的天地。赫鲁晓夫对杜金采夫痛加斥责毫不讲理，指责他的作品是什么“哈哈镜”般的写照，而且还批评了《文学莫斯科》年鉴，这个刊物随即被查封。众所周知，他还极端粗暴地对待玛格丽塔·阿莉格尔，后者曾力图保护这个文学年鉴。但是即便如此，赫鲁晓夫这种刚愎自用固执己见的作法却没有影响广大艺术家和作家对他的热诚拥护，因为他们还是认为苏共二十大和其后的1957年6月中央全会对自己的工作益处多多。若干年后，安娜·阿赫玛托娃甚至还这样讲：“我就是一个赫鲁晓夫分子，因为他为我做了一件最高尚的事儿，把儿子还给了我。这是人与人之间富于人道精神的相助。”
苏联《历史问题》杂志曾经进行某些探索性的尝试，对苏联历史上的若干问题加以重新评述，特别是对斯大林1917年的活动进行批判性的研究。但是这些活动又引出了苏共中央一项专门决议，决议批评这家刊物犯了“客观主义的错误”“放松了对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斗争”。刊物编委会人员几乎全部被撤换。尽管如此，要想重返斯大林时期那种文化界提心吊胆的旧时光，却已完全不可能了。康·米·西蒙诺夫调离《新世界》文学杂志编辑部之后，特瓦尔多夫斯基官复原职，他根本不打算改变杂志的既定方针。赫鲁晓夫的女婿阿·伊·阿朱别伊主办的《共青团真理报》新颖别致，读者交口称赞，后来他又被提升为苏联《消息报》的总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