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些新刊物的出版也影响了苏联的文化生活。《在国外》就是赫鲁晓夫本人亲自鼓励出版的一份杂志。塔斯社不断向他提供信息，他希望苏联公众能够通过俄文译稿读到那些外国报刊上最有意思的文章。其他一些有关苏联生活各个方面的刊物也纷纷上市；1958年定期出版的各种刊物较之1950年已经翻一了番。
绘画、雕塑、戏剧和学术领域也在突破旧有的规矩。社会科学领域中变化最大的是经济学研究，许多经济学家的讨论富有创见。1956年，统计年鉴《苏联经济》重新刊行，其中包括了有关工业、商业、文化以及各方面的统计数字。官方正式决定出版一部《列宁全集》。党的代表大会和代表会议的速记记录报告、中央全会的会议记录、中央给地方党组织的指示信件以及某些党史方面的重要原始资料都已开始陆续全文发表。
这些活动折射出一种全新的思想解放，但是苏联报刊对这些激动人心的活动却极其冷漠，未加全面报道。像二十大后种种重大变化以及类似几百万囚犯和流放者获释还乡这样的重大事件，在苏联各大报的标题中难得一提。不过在1956年下半年，这种疏漏遗误或许还情有可原吧，因为这一阶段报纸刊登的确实是一些引起世界其他地区密切关注的重大事件和消息。
第12章多事之秋：波匈事件和苏伊士运河危机
1956年春夏两季，苏联外交政策领域内的重大活动惹人注目。金日成和北朝鲜其他领导人出访莫斯科，其后，柬埔寨领导人诺罗敦·西哈努克亲王、伊朗国王、民主德国政府首脑奥托·格罗提渥和联合国秘书长达格·哈马舍尔德都接踵而至。印度尼西亚争取民族独立斗争的英雄人物、共和国总统苏加诺受到了苏联隆重热烈的欢迎。
1956年4月，米高扬为首的苏联代表团飞赴北京。当时，中国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已顺利完成。中国政府吁请苏联给予附加经济援助。苏联政府同意了这一要求，同意在已承诺的156个大型工业企业项目之外，再援建55个企业项目。同年4月，赫鲁晓夫和布尔加宁首次造访主要西方国家之一的英国。这次访问没有签订任何协定，只说成是一次友好访问，如此而已。赫鲁晓夫与布尔加宁先搭火车到达加里宁格勒，接着视察了这个港口城市，然后又登上“奥尔忠尼启则”号巡洋舰于次日抵达英国。对由于是第一次来到英伦，一切都非常新鲜，所见所闻，赫鲁晓夫都怀有浓厚兴趣。他游览了伦敦，还访问了另一些城市。除会晤英国首相艾登之外，他和布尔加宁还受到女王伊丽莎白二世的接见。赫鲁晓夫也拜会了82岁高龄的温斯顿·丘吉尔。
同年5月，以总理居伊·摩勒和外长克里斯蒂安·皮诺为首的法国政府代表团飞抵莫斯科访问。
早在1955年下半年，有关安排铁托总统访苏事宜的谈判就已开始，目的在于进一步扩大当年5月赫鲁晓夫和布尔加宁南斯拉夫之行所开始的两国关系正常化进程。但是，赫鲁晓夫同莫洛托夫在若干外交问题上的观点很不一致，发生了诸多分歧：莫洛托夫尤其反对与南斯拉夫“过早地”实行和解，在他看来，南斯拉夫的领导集团还在奉行“修正主义”政策。赫鲁晓夫把一种基于国家领导人个人联系的新的外交作风带入外事工作，对此莫洛托夫极为恼火。意味深长的情况还在于，莫洛托夫并未陪同赫鲁晓夫和布尔加宁出访南斯拉夫、印度或英国。他甚至连在日内瓦召开的四大国首脑会议都未参加，而美、英、法三国外长却全都到会参加。很显然，这种局面必须要加以改变。就在铁托越过边界进入乌克兰境内的当天，苏联报刊宣布莫洛托夫已被解去外交部长职务，这一切很难被认为只是一种偶然的巧合。外长一职由《真理报》前任总编德·特·谢皮洛夫接替。
铁托在莫斯科受到了仪礼隆重的盛大欢迎。成千上万的莫斯科市民走上街头，赫鲁晓夫、布尔加宁和铁托，还有他们的随行人员乘车穿街而行。按照惯例，在莫斯科的会谈一结束，外国政府代表团一般是由级别稍低的一些苏联官员陪同到外地访问一圈的。但这一次，为特别表示自己对贵宾的厚意，赫鲁晓夫亲自陪同铁托旅行。铁托则以签署两项公报结束了对莫斯科的访问。一项是赞同南苏双方进一步扩大双边商务和文化联系的公报，另一项公报则声明两党领导人都希望苏共与南共联盟能够恢复更为密切的党与党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