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对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马林科夫和伏罗希洛夫来说，日子却更难过了；他们不只是惧怕斯大林的问题，而且也积极参与了斯大林几乎所有的罪恶活动。这对许多党员也没有多少秘密可言。1956年4月和5月，准备进一步批判斯大林个人崇拜的某些计划突然停止实施。几天后，一位曾在列宁格勒大学党代表会议上发言揭露斯大林罪行的老布尔什维克被开除出党。一位马克思主义理论教师在授课时曾试图说明个人崇拜产生的根源问题，也被区委召去严加批评了一通。《中国人民日报》题为《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的长篇文章也在《真理报》上全文转载。文章作者力图说明斯大林“功大于过”，甚至认为斯大林的错误对丰富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也是大有益处的。据党内传闻说，此文是毛泽东本人亲自撰写的。
1956年6月30日，党中央委员会专门做出一项《关于克服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决议，各家报纸都以全文发表。这个决议无论在内容还是在形式上，与赫鲁晓夫二十大秘密报告相比显然是一大退步。这几个月时间里，赫鲁晓夫本人也被迫在几次讲话中宣布斯大林“还是一个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伟大的革命家”，而且党“决不会听任共产主义的敌人肆意攻击斯大林”。他还猛烈抨击“斯大林主义”这一概念，断言这是反共宣传的一种发明杜撰。
然而，任何人也无法阻挡二十大上发起的这场运动。1956年春夏两季中所发生的种种重大事件在各方面都具有深远的重大意义，远远盖过了那些意识形态方面的恶意攻击。其中意义最为重大的行动就是全面释放几乎全体政治犯，迅速复查那些在1935到1955年期间不幸死在集中营和监狱里的无辜者的案情，并给予平反昭雪。
由赫鲁晓夫提议，在集中营内部还建立了大约70个调查委员会，专门对囚犯的案情进行复查。此后不久，又从莫斯科派出了20多个调查委员会，其职责是前往那些当年囚犯至今仍在居住的流放地和所谓“永久定居区”，专门调查这些人的案子。这些调查委员会一般都包括一名国家检察院的干部、一位党中央委员会代表和一名已获平反的党员；每个委员会都由中央主席团授权，并能以最高苏维埃的名义提出平反、赦免或减刑的建议。这些委员会的决定无需上交最终批准即可立即生效。甚至在委员会开始工作之前，不少由于批评攻击过斯大林从而获罪入狱的囚犯就已按莫斯科的有关指示给予平反释放。
各委员会迅速开展工作。通常必需履行的所有手续只不过是同囚犯本人见面短谈一番，而后简略翻阅其个人档案。到1956年夏季，已有几百万囚犯获释回乡。最先释放的有党员，还有那些本人已被抢杀或已病死牢中的党员和家属。此外，刑期已满但仍被关押在集中营里的犯人，以及刑期或流放期被非法加以不定期延长、甚至永无出头之日的那些犯人，也全都获释。至于案情较为复杂的犯人，则暂不予平反先放其出监；不过这些人服刑期满后也强烈要求平反昭雪。那些以前被误控为“进行反苏活动”而获罪的非党人士也被释放；另外一些被判处了25至30年徒刑的孟什维克、社会革命党和无政府主义党派的成员，凡是生存者亦获释出狱；所有大战期间的红军战俘以及那些曾与敌人合作以免遭羞辱的所谓“难民”也一律获得释放。
数百万当年集中营的囚徒重归家园，另外几百万死于斯大林恐怖镇压之下的无辜者得以昭雪平反，同二十大本身一样，对于苏联国家生活的健康化具有非同小可的影响。赫鲁晓夫接着指示各级党政组织应当给予这些获释平反的人们生活上给予帮助和照顾。在一切必要之处，都应当优先照顾他们寻找住房和职业的要求，并为他们安排合适的抚恤金、养老金。这里有赫鲁晓夫本人实心实意关心这些人的一桩例子。有三个妇女，曾在同一所集中营里同吃同住同劳动了漫漫17年，而且彼此并没有任何亲戚关系。在获释平反之后，她们提出要在莫斯科分到一所三居室的住宅，一人一间，以便在沉冤洗去之后永不分离。然而她们当中只有一位当年是在莫斯科抓走的，因此现在有权要求住在京城的也只有她一人。于是她们三人联名上书赫鲁晓夫吁请支援。赫鲁晓夫亲自写信授权有关单位批准了她们的要求。（15年之后，三位老妪中一人病逝，另外两位又向区苏维埃写信，请求改善居住条件。但这一次却被人一口回绝。两位老者得知：“现在，被平反者的时运已经过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