构成第二代革命领导者的主要不是理论家,而是实践家,不过他们的活动也有许多缺陷与不足。这些人以一往无前、勇于牺牲、甘愿赴险和严守纪律著称于世。斯大林在20年代曾试图瓦解这层人的内部团结,然而没完全得逞。1934年党的十七大之后,这些人构成了中央委员会的多数,而且几乎领导着所有的州党委,然而恰恰是这些依然对斯大林忠诚不贰的干部,却在1937-1938年的大清洗中几乎个个身亡。赫鲁晓夫由于机敏圆滑地摸透了斯大林那套诡计的手法,从而得以幸免,但他决不是真正的斯大林分子。在内心深处,他对自己同志好友的所谓“罪行”总是并不相信,而是深存疑虑,同时又不甘心遭受同样的厄运。即便是这些人的死亡为自己快速跃升开辟了道路也在所不惜。
赫鲁晓夫出任了党中央第一书记,并联合马林科夫、布尔加宁和朱可夫共同粉碎了贝利亚集团。这些工作一旦完成之后,他便向自己提出了恢复当年同事名誉的任务。经他操办,当年他在莫斯科市委的好友斯·札·科里尼以及科西奥尔、柯萨列夫等人在世的家眷全都恢复了正常生活。从与这些人的交谈中,赫鲁晓夫了解到许多自己前所未闻的情况,使他悲愤填膺、满腔怒火。这或许就是推动他执意要在二十大宣读秘密报告的基本始因吧。
批评赫鲁晓夫秘密报告缺少理论深度,这种观点荒谬至极,批评者根本不清楚此事的来龙去脉,赫鲁晓夫已竭尽所能。他对斯大林罪行的揭露尽管并不完全彻底,但说到底,这只是一项个人的使命,是他以个人身份做出的一种贡献。这是他一生中最重大的功绩,盖过了他在此前后所犯的所有错误。他之所以在历史上占据了一个杰出地位,首先正是由于他在二十大上宣读了这一报告,而且这一事实也决不会因为近17年来苏联报刊只字不提赫鲁晓夫的大名和功绩从而悄然消失。
赫鲁晓夫在二十大发表了揭露斯大林罪行与错误的长篇秘密报告,有关这一消息的种种传闻迅即传遍全国,尤其在各级党组织内不胫而走。消息也在斯大林和贝利亚的故乡格鲁吉亚广泛传播开来;当地的大学生、高中生和某些教师决定采取行动纪念斯大林逝世三周年,但是莫斯科却未对此大加渲染,只是在主要报纸上简略报道了这一忌日的到来。在第比利斯市斯大林纪念碑下举行了一次盛大的集会。某些人推测在与会的年轻人背后还有一批“黑手”,一批富有经验的组织者;但是从表面上看,这次示威却完全是自发的。人们很快涌进该城的主要大街和广场,党团组织领导人试图劝阻示威群众,但未获成功。于是便动用了军队,结果有数百人身亡。随后赫鲁晓夫准备于次年访问格鲁吉亚的计划也被取消了。
可能正是因为这一戏剧性的事件,才促使中央委员会专门做出决议,决定解除对赫鲁晓夫报告的保密规定。报告文本由一家专门印刷机构印制,随后下发到全国各地的区委和州委。二十大开幕后短短的一个月时间里,在全国各地召开了成千上万次会议,到会的既有党员也有应邀列席的非党人士。州委和区委代表全文宣读赫鲁晓夫的报告。其间没有任何讨论,党委代表也不回答问题,因为他们本人也不知道应当如何作答。这些会议大都在报告宣读完毕之后即行散会。对大多数与会者来说,赫鲁晓夫报告披露的情况实在骇人听闻;更使人深感震惊的还在于,党正在向人民发出号召,要求他们和党同心同德一道铲除斯大林个人崇拜,并创造条件以确保这种无法容忍的暴政一去不复返,从国家政治中彻底消失。
如果认为斯大林这些极端丑恶的罪行得以大白天下就会巩固党的领导,并有助于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那就错了。事实上,苏共二十大不仅沉重打击了斯大林的声望,而且也使党的整个领导集团名声一落千丈,同时又使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面临着一场严峻考验。在西方,许多左翼政党遇到了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这一切怎么会发生呢?”他们并没有得到合理的解释。而众所周知,资产阶级和社会民主党却一直在对布尔什维克所谓的“丑行”、大恐怖活动、苏联北方和东部地区几百座集中营以及斯大林扫灭政治对手等情况大加评论,著述不休。然而共产党人和西方的自由派人士则总是把这些断言视为有意散布的谎言和诽谤而加以反对。而此刻从莫斯科,从一次党代表大会上突然传出的消息,却正是资产阶级和苏俄流亡者报刊上始终据实披露的情况。更有甚者,赫鲁晓夫报告中列举的某些事实,甚至连苏联的敌人以前也几乎毫无所知。面对这种危机,到底有没有必要在全世界面前,在共产主义的敌人眼前,将斯大林的罪行坦率直言尽告天下呢?何况这些错误又给整个共产主义运动投下了一道浓浓的阴影。对此,甚至连那些往日蒙冤受控的共产党人也心存疑虑。但是有一点却毫无疑问,有关前些年倒行逆施的事实真相必将在1956年或是其后某个时间告之全党和人民。一报还一报,昔日的罪行只能以今天之危机作为清偿,而且以前的真相也不可能永远地掩盖下去,不为人所知,它或迟或早都会以这样那样的方式大白于天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