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种时常出现的观点认为，赫鲁晓夫之所以对斯大林那些最为昭彰（但决不是全部）的罪行大加斥责，其目的不过是想使庞大的政府官僚体系合理化；甚至是为了巩固达官贵人花名册上所有成员手中的特权和政柄。这种观点的根据是，赫鲁晓夫主要揭露的只是那些以党政干部为打击对象的镇压活动，至于20年代与30年代初实行的非法迫害则置之不理；同样，那些20年代参加过党内各种反对派其后又在大恐怖活动一开始之际便依照斯大林的命令几乎全部死于非命的共产党人，对他们的昭雪平反赫鲁晓夫也只字未提。说到底，赫鲁晓夫的动机是要解除上层官僚权贵们对镇压活动的恐惧之心；并由此使专制集权体系日臻完善起来。路人皆知，在40年代，即便是那伙最为货真价实的野心家有时也害怕被提拔到国家最高阶层任职；在斯大林手下工作是危险的。
在斯大林的恐怖时代，所有人都提心吊胆，没有人身安全可言；准确地讲，在整个这一阶段，党政机构的高级领导人受到的野蛮镇压尤为严重。40年代的州委书记、人民委员、部委领导以及元帅将军，即使在当时对斯大林的提携栽培感激涕零，但也害怕遭到镇压，惧怕斯大林病态般的疑神疑鬼；也惟恐斯大林深更半夜突然打来电话提出责问。因为他这个人几乎总要对某件事挑三拣四；这种提心吊胆简直是日甚一日。这些当时被称为“斯大林的战士”的领导者，其中有不少人为了完成雄心过大的农业生产指标，或是执行某些新的政治迫害，他们都必须在自己管辖的州委和部办里推行高压手段威胁恫吓，对此他们也感到身心交瘁。这些人从迷惑中幡然猛省，无疑有助于赫鲁晓夫扫除斯大林个人崇拜，而在最初也使他获得了大多数党内干部的支持。然而，尽管上层官僚分子希望看到最终结束斯大林统治凶残过度的行为；但他们却对彻底揭露这种统治不感兴趣，这么做最终很可能会逐步摧毁他们自己的权威和威望。除此之外，几乎所有的中高级党政干部同当年的许多倒行逆施也都有直接间接的牵连瓜葛。他们害怕被人传唤，去说明自己以前的所作所为；尽管赫鲁晓夫秘密报告中已有许多遮盖保留之词，但对他们来说此举依然充满着危及自身的风险。
第二种经常提出的观点则认为，在党政高层争夺权力的斗争中，赫鲁晓夫的报告实为关键一步。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马林科夫、伏罗希洛夫和米高扬等人当年都曾是斯大林最贴身的左膀右臂，他们也许会认为，在独裁者死去之后，无论从政治上还是道义上，比起赫鲁晓夫，自己都更适于接班继位；而赫鲁晓夫却靠着最早提议揭露斯大林罪行的行动，给这些人以有力的一击。尽管在报告中赫鲁晓夫没有点出这些中央主席团委员的大名，然而举世皆知这伙人曾在三四十年代与斯大林是多么地接近，故而也无法不卷入斯大林的罪恶活动之中。赫鲁晓夫铲去这些昨日“领袖们”脚下的根基，只给他们留下一种抉择，要么向赫鲁晓夫的权威地位俯首称臣，要么就会被剥夺多年习以为常所占据的职位。显然，这种观点也不无道理。
第三种观点则假定，在更大程度上推动赫鲁晓夫此举的还是他自身的个性决定的。索尔仁尼琴曾写道，象解散集中营，大赦几百万囚犯这样的奇迹，很大程度上并非出于政治上的运筹策划，而是赫鲁晓夫本人“心理活动”的结果；甚至在斯大林时代那种令人窒息的政治气氛下，赫鲁晓夫就已具备了广行善事，深加追悔的资格。此论无疑也是正确的。
与斯大林时期的中央主席团其他委员相比，赫鲁晓夫在更大的程度上依然保持着自己同工农大众的联系。工人群众，特别是广大农民面临的诸多困境确实使他忧心忡忡。赫鲁晓夫执政最初几年的多种活动，在某种程度上肯定要以他本人20年代作为党的干部和职业革命家的经历作为参照的，这番经历对于他自然是刻骨铭心，记忆犹新。因此，当他毅然决定扫荡斯大林有害影响之际，心底也许还会铭记着当年老革命战士们惨遭杀戮的事实。
当年领导十月革命的那一代人，属于党的第一梯队，这些人缺乏内聚力。在革命前的年代里，这些人分成诸多派别，衍生出不少矛盾，加上流放之中争执不休，理论分歧此起彼出，个人野心又引出种种争端。这一代人自然无法摆脱这些历史影响。只有列宁当时被公认为党的权威领袖。因此，在他辞世之后，党内高层爆发一场斗争实属不可避免之事。此后，这种影响并没有完全消失。另一方面，党的第二代领导人尽管没有第一代领导人那么高深的理论修养，但却更为团结一致，他们是从十月革命、国内战争、饥饿年代和新经济政策时期的艰苦斗争中涌现出来的一代新人。这些人在外有敌人虎视眈眈、内存全国一片混乱的动荡年代中忠心耿耿勤奋工作，彼此之间大都完全信赖，并由于共同的利益凝结下了有如战友般的亲密情谊。这一代人当中的基洛夫、奥尔忠尼启则、科西奥尔、邱巴尔等人，在十月革命初期刚过而立之年，象赫鲁晓夫这样更年轻的干部，时年则介乎于23到25岁，而亚·柯萨列夫和尼古拉·奥斯特洛夫斯基这些人甚至年龄更小。斯大林那种简洁明快的作风，甚至还有粗鲁无羁的举止，比起托洛茨基那种富有教养又自视清高的派头以及加米涅夫、季诺维也夫那种善于引经据典的教条主义和知识分子的优柔寡断，更能赢得党内广大中层干部的好感。最终确保斯大林战胜“左倾”反对派的，并非是理论争执中的优势，而是这一代年轻干部的大力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