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会听众屏息静气，震惊不语，只是时有几阵惊异愤慨之声打断发言人。赫鲁晓夫讲到了斯大林一手操纵的大规模非法镇压活动，提到了许多囚犯其中甚至还有政治局委员惨遭酷刑迫害的事实，也披露了这些人临死前写下的遗信和声明。他还谈到列宁在去世前两年中与斯大林的冲突以及列宁本人提出要将斯大林调离党中央总书记岗位的建议。另外，赫鲁晓夫还说明了围绕着1935年基洛夫暗杀事件出现的种种可疑情形，并且明显地暗示斯大林有可能从中做了手脚。他指出，斯大林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最初时刻，一度陷于混乱并想逃离职守。战争伊始红军惨败以及大片苏联国土迅即沦入敌手，其主要责任亦应归咎于斯大林。
据赫鲁晓夫讲，战后大规模镇压活动的始作俑者正是斯大林本人。1934年十七大上选举的中央委员会，其2/3以上成员都经斯大林钦定惨遭杀身之祸；在他生前最后几年时间里，又在策划实施一系列新的镇压，而且实际上已将莫洛托夫、米高扬、卡冈诺维奇和伏罗希洛夫排除于领导班子之外。赫鲁晓夫宣称，苏联农业可悲的境地、外交指导方针上犯下的许多重大错误，斯大林也应负有主要责任。他还列举了斯大林如何教唆鼓动他人对自己大搞个人崇拜，不惜篡改党史，甚至亲自动手在个人传记中作出修改，以期使自己更加突出的事实。
依照事先的约定，大会没有再对赫鲁晓夫的报告进行讨论。几个月后，二十大有关决议公之于世。决议指出，这次大会批准了赫鲁晓夫的报告，并授权中央委员会“坚定不移地采取一切措施，完全彻底地清除与马克思列宁主义背道而驰的个人崇拜，并在党、政府和思想领域等各方面的工作中清除其后果……”
赫鲁晓夫的报告最终还是未能秘而不宣。人们完全可以假定，赫鲁晓夫本人也不想封锁内情。斯大林曾经说过，党内机密只能限于政治局这一级了解；要是在党中央全会上说出某件秘闻，那就等于把事情“弄得大街小巷妇孺皆知”。而赫鲁晓夫这次报告却根本不是在什么中央全会，而是在全国各地1500位代表和百余名来宾济济一堂的全党代表大会上宣读的，要想保密根本是做不到的。因此，就在会议翌日，报告要点已传到海外并发表在非共产主义的报刊之上，这就没有什么值得惊讶的了。几乎没有什么人相信赫鲁晓夫会站出来对此事加以否认；特别是几周之后美国国务院还以英文发表了报告全文，就更是如此了。这个报告对全世界，特别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产生了巨大的冲击，一时间骚动不已众说纷纭，不过其中亦有某些批评之词。许多指责矛头全都对准了赫鲁晓夫，理由是他的报告太肤浅、不深刻，对于斯大林个人崇拜产生的社会环境和造成大恐怖活动得以出现的现实可能条件，报告未能给予鞭辟入里的理论说明与历史分析；对斯大林的批判也仅仅局限在1934至1953年这一时期；报告还没有涉及到斯大林许多左膀右臂的罪恶行径；此外还有许多未尽人意之处。但是人们应当记住，这些诘难并非公平之论。处在1956年初的苏共中央以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那种内部形势下，赫鲁晓夫根本不可能对自己提出的观点进行长时间的科学调查或是周致的研讨论证。从外部说，只要有毛泽东、恩维尔·霍查、拉科西·马加什、伏尔科·契尔文科夫、博莱斯瓦夫·贝鲁特、莫里斯·多列士以及其他同一类人物参加，任何共产党的国际性会议都会全力反对全面揭露斯大林。在准备这一报告的过程中，赫鲁晓夫又不得不瞒着莫洛托夫、马林科夫、伏罗希洛夫和卡冈诺维奇，不让他们知道自己的所作所为；而且对于党中央下属调查机构的许多干部也不能表示轻信。在这种情形下，他冒了极大的个人风险，其危险程度一点不亚于当年指挥策划逮捕贝利亚及其同伙的行动。他不得不完全依赖自己最为信任的那批人，迅速果断，单独行动。
风险之处还不止于此：赫鲁晓夫及其身旁助手也并非一尘不染、无可指摘。对于斯大林时期的种种罪行，如果说他们的责任较之党内其他一些领导人要轻得多，但毕竟还是难逃其咎的。揭露了斯大林，会不会带有连锁反应，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呢？伏罗希洛夫得知赫鲁晓夫打算提出秘密报告之后，就曾说过：“弄来弄去最后我们怎么办？”赫鲁晓夫肯定也曾考虑过这个问题。
赫鲁晓夫决定对党和国家生活中根深蒂固的个人崇拜开刀，推动他此番举措的动机究竟是什么呢？对这个问题，苏联国外的共产主义政党还有形形色色的苏联学家仍未达成一致意见。大家众说一词，未有定论。这个问题极为复杂，甚至连赫鲁晓夫本人也许都不曾找到答案。目前已提出几种推测之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