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部分从二十大到六月全会（1956一1957）
第11章赫鲁晓夫对斯大林的揭露
苏共二十大将于1956年2月14日召开的消息早在1955年6月就已公布于世。报纸上又频频可见老一套的标语口号“让我们以新的工作成绩向党代表大会献厚礼。”1956年1月，布尔加宁关于党指导六五计划的报告纲要发表，从而推动人们在报刊上广泛讨论国家的经济问题。同时，有关党自上次代表大会以来工作活动的总结报告也开始起草。这个报告不仅要反映出十九大以来党在内政外交各项方针政策上的新创举，而且也非得着手解决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问题；这一问题在当时正引起苏联公众日益强烈的关注。
各地囚犯及其亲属向国家检察院递交的申诉材料无计其数，然而复查进程却极为缓慢。数百万无辜的苏联公民依旧被关押在监牢、流放地。1955年，获释出狱被准回家者不过寥寥万余人，而且其中大都是三十年代党的干部。另有几千人得到死后平反，他们大多数是当年的党中央委员、知名作家、科学家和文化工作者。
1954-1955年期间，审判贝利亚最主要同案犯的活动在全国范围内大力展开。苏联新闻界只能对这些审判活动的报道羞羞答答，非常简略；但是由于审判都是公开进行的，于是数以千计地方党的积极分子与当年的政治犯就得以列席旁听。这批人对公众舆论的影响非常大。在党中央委员会、中央监察委员会以及国家检察院的领导下，成立了好几个委员会专门调查斯大林时代的某些暴行。基洛夫谋杀案、奥尔忠尼启则自杀案连同1936-1938年举行的那些公开审判案全都得以重新审查图哈切夫斯基（于1937年被枪毙）及其战友的审判案也被复审。在二十大召开之前，党中央书记波斯别洛夫领导的中央委员会专门调查委员会已经完成了有关斯大林个人崇拜及其后果问题的调查报告。波斯别洛夫当年曾是斯大林传记的作者之一，而且也是斯大林个人崇拜的大肆鼓吹者之一，不过这次提交的报告却没有试图回避斯大林滥用权力的问题。
对贝利亚一伙的公开审判，所谓“医生谋杀案”真相的揭露以及某些囚犯已获平反的消息迅速传遍各集中营；囚犯们看到了希望的曙光，急于冲破牢笼，获得人身自由。囚所看守人员已意识到自己虐待那些仍然身陷囹圄的犯人的特许权已被取消，集中营管理机构本身也惶惶不可终日。整个气氛的变化没能逃过囚犯们的眼睛，滥施淫威的暴行此刻已招来了大规模的反抗，在某些地区还酿成了名符其实的暴乱。例如，在西伯利亚诺里尔斯克地区的卡皮塔尔那亚矿区，囚犯当中一些人设法搞到武器发动了叛乱，只是由于出动了装甲车才将其镇压下去。数百名囚犯被杀。在哈萨克一些集中营里甚至出了更大的乱子，在克齐尔爆发了一场大规模暴动；这次是靠动用坦克残暴镇压才把暴乱扑灭的。显然，集中营问题解决已变得刻不容缓。二十大召开前夕，克鲁格洛夫被解除了内务部长职务，由尼·彼·杜道罗夫取而代之。
党中央主席团召集会议专门讨论提交二十大的有关报告内容，这时赫鲁晓夫提议，应当在总结报告中专设说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问题的一个部分。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伏罗希洛夫和马林科夫都坚决反对这一提议。他们声称：“这可不是你的个人报告，而是整个中央委员会的总结报告。”接着赫鲁晓夫又建议，应当从二三十年代曾是党的干部其后受诬陷此刻已平反的那些人当中，选出二三个代表，让他们在大会上登台发言；他还特别提及阿·弗·斯涅戈夫和奥·格·莎图诺夫斯卡娅两人，后者曾在党的领导机关中干过多种工作，这时是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负责调查斯大林时期犯下的某些罪行。这一动议同样遭到主席团多数人的反对，卡冈诺维奇厉声反驳，“你这是要叫当年的被告来审判我们呀”，此人自身并不干净，深恐这些证人登台控诉。
1956年2月14日，苏共二十大正式召开。从十九大闭会以来还不到四年时间，然而大会代表中已出现了许多新面孔。这表明，从中央到地方的党政领导人员构成已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对与会代表和外界观察家来说，更引人注目的还在于，尽管这次大会是斯大林逝世后召开的第一次党代表大会，但大会并没有专门设立一项议程以追念这位“伟大的父亲和导师”。
根据赫鲁晓夫提议，为悼念“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三位著名人物：约瑟夫·维萨里昂诺维奇·斯大林、克利门特·哥特瓦尔德和德田球一”，全体代表起立默哀。但是在大会总结报告和代表发言中，却没有再次对斯大林进一步大加赞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