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53年8月召开的一次最高苏维埃会议上，公布了已由党中央主席团批准的第一批经济改革措施。这些改革措施大多是由赫鲁晓夫提出的。相对于中央主席团其他成员而言，赫鲁晓夫更加明了农村问题的真相，而且也充分理解迫切需要进行大量实质性的改革。因为没有改革，农业生产就会依然如故毫无起色。
最高苏维埃的决定是非常和缓而有节制的，但还是给全国农业地区带来了效果显著的良好影响，而且使马林科夫在农庄庄员和农业工人中赢得了长盛不衰的好感。首先，国家增加了对农业投资，提高了肉类、牛奶、羊毛、土豆和蔬菜的收购价格，集体农庄在计划定额之外交售谷物的价格也相应上涨。其次，由马林科夫出面宣布，苏联政府决定全部免除所有的农家欠款（即有关自留地所得税方面的整年积欠）并降低自留地所有者须用实物缴纳的赋税；对用作自留地的国有土地所征收的税金也将减少一半。这一类改革措施对农村产生了更为深刻的影响。
一个月之后，党中央委员会全会批准了这些改革措施，但全会对农业现状并不满意，提出了不少的批评意见，并主张更加迅速彻底地解决问题。在会议报告中，赫鲁晓夫论证说，前进的主要障碍就是违背了这样一条“列宁主义原则”即承认农民是小私有者，应当准许农民对自己的劳动成果拥有物质兴趣。他宣称，这一原则已经成功地应用于棉花、茶叶、柑桔和甜菜等生产部门，但还没有在其他农业生产部门得到推广。赫鲁晓夫还批评说，对同一地区内先进的集体农庄实行多干多交、鞭打快牛，而对那些落后单位却索取甚少，这种做法是十分有害的，而且还掩盖了落后单位的低效率。他提议，相对于最高苏维埃已经提出的收购价格，土豆和蔬菜的收购价还应再次提高。他重申了早些时候业已提出过的要求，即停止对集体农庄庄员耕种自留地所强加的不合理的压制。此外，他还提议对农业专家进行全面的重新安置，因为他们当中的绝大部分人并不是在集体农庄、国营农场或机器拖拉机站——后一个机构还受到赫鲁晓夫的一通责骂——等农业生产第一线工作，而是在各种各样的“领导机构”中任职。他以党中央的名义，号召大力压缩包括全苏农业部在内的所有这类机构的人员编制。
另一个重要的改革建议是，集体农庄庄员应当预先得到其现金的或实物的收入。以往，庄员们只在每年晚秋时节分红一次；现在则授权集体农庄从销售肉类和牛奶的所得收益中提取25%的现金按季分给庄员。惟一的限制是这种分配按日平均不得超过每个工作日预计报酬的1/4。没有饲养牲畜的农庄将免除其向国家提供肉类和牛奶的强制性义务，那些在1953年6月15日以后才获得牲畜的农庄可以在1953-1954年期间免交肉类产品。
这些改革对国民经济只有间接的影响。在1953年工业生产增长12%的同时，农业生产却只提高了2.5%粮食的短缺仍然让人不安。由于无力从国外购买粮食，因而解决问题的惟一办法就是以某种方式提高本国农业的生产，求助于使用化肥这种长时间的权宜之计。迫切希望改变农业困境的赫鲁晓夫认为，走出死胡同的通路只有一条；因而他强烈要求开垦耕种处女地和休耕地，并且提议大规模播种玉米。
实际上，在西伯利亚、北哈萨克、乌拉尔和北高加索等地区确实还有大量的土地从未得到开发利用。尽管这些土地主要分布在干旱地区，但最初的估算仍表明，耕种这些土地所得的收益会远远大于所需要的投资。然而，默然同意这一提议的人却寥寥无几。最坚决反对这项措施的有哈萨克地方党的领导、第一书记沙亚赫麦托夫和第二书记阿方诺夫。他们清楚地知道，北哈萨克的处女地都被哈萨克人充作载畜草场之用。另外，耕种这些土地显然还会导致来自俄罗斯、乌克兰以及其他加盟共和国的移民——但决不会是哈萨克人——在此安家落户。甚至在党中央主席团内部，莫落托夫和伏罗希洛夫也提出了审慎的反对意见。后者在不久前刚刚走访了斯摩棱斯克地区，并为那里农村的贫困状况感到惊诧不已，他对赫鲁晓夫说：“在斯摩棱斯克州的许多区，人们居然还在用牛拉犁。”赫鲁晓夫反驳说，国家无法既开垦荒地，又同时帮助那些早已开发出的适耕地区。他强调，关键在于把力量集中于那些能尽快地得到成果的措施上。在这个问题上，中央主席团人多数人支持赫鲁晓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