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0章剧烈的变化：外交内政方针的重新评价
斯大林魂归西天之时，正值两大阵营冷战热潮之际。在朝鲜，中国与美国军队之间尚在进行着一场艰苦卓绝的鏖战；在印度支那，法国士兵正在困兽苦斗。至于苏联，她还没有和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正式建交；与英国、法国及日本的关系相当糟糕；同美国的相处更是恶劣，有如不能同炉的冰炭；与南斯拉夫则完全处于对立状态；对新中国，斯大林始终抱着极为审慎小心的态度，只在有限的范围内答允中国提出的经济、技术和文化援助的要求；而与印度、巴基斯坦、泰国、缅甸和印度尼西亚这样一些不久前才摆脱殖民依附而获得新生的国家，只是泛泛相交且又摇摆不定，因为斯大林一直倾向于把这些国家的政府看作是傀儡政权。
斯大林去世之后，苏联新的领导集团在对外政策方面做了大幅度的调整。1953年7月底，朝鲜战争交战国之间签订了停战协定。不久，复杂曲折而又漫长的越南停火谈判也揭开了序幕，参加谈判的有苏联、中华人民共和国、美国、英国、法国以及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的代表团和南越统治集团的代表。到1954年，在谈判双方各自都做了许多让步之后，终于达成了一项协定，实施停火并确认按北纬十七度线将越南分割成南北两方。次年，越南民主共和国元首胡志明访苏，在莫斯科受到了盛大的欢迎。
与中国的关系明显地改善了。苏联领导集团向中国增拨了大笔货款，提供了为实现她的第一个五年计划所需要的技术和文化援助。1954年9月末，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庆祝建国五周年之际，以赫鲁晓夫、布尔加宁和米高扬为首的苏联代表团飞抵北京。这是赫鲁晓夫首次作为苏联共产党的第一把手访问邻邦，也是他最初几回出国旅行中的一次。他和毛泽东举行了多次会谈，而且走访了中国许多城市。代表团最后签署了一项保证书，答应撤走苏联在中国旅顺港的驻军，并将港口要塞的一切装备全部移交给中国方面。另外，在金属加工、石油开采、船舶建造和交通运输有关的两国股份联营公司中，苏联还将自己方面的股份无偿让给中国；同时又同意向中国派遣大批专家帮助建设150多个重点项目，其中也包括修建从阿拉木图和乌兰巴托分别铺入中国境内的两条铁路。
南斯拉夫问题是摆在苏联新的领导班子面前的一个更为棘手的难题。1954年年初，赫鲁晓夫建议党中央委员会任命一个专门委员会研究苏南两国之间关系闹僵的来龙去脉以及可能的解决措施。委员会以德·谢皮洛夫为首，在调研了各种材料之后，该委员会得出结论，认为南斯拉夫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而不是什么军事——法西斯专政”的国家。这是在斯大林指使下，所有社会主义阵营的宣传工具当时一般用来特指南斯拉夫的专用名词。从此，对南斯拉夫的口诛笔伐停止了。10月20日的《真理报》又发表专文祝贺贝尔格莱德解放十周年，文章最后还特意提到把南斯拉夫人民和苏联人民联结在一起的“鲜血凝成的兄弟情谊”。过了一个月，即在11月29日，苏联领导集团的几乎全体要员都出席了南斯拉夫驻苏使馆为庆祝南斯拉夫独立日而举办的招待会。塔斯社的一则消息公报称这次招待会的气氛是“热诚亲切的”。尽管如此，苏南两国之间的紧张关系却没有变化，一如既往。
1955年5月底，为了促使苏南两国关系正常化，赫鲁晓夫、布尔加宁、米高扬和谢皮洛夫飞抵贝尔格莱德。依照曾在机场等待采访的近百名西方记者的说法，当时发生了这样一桩意外之事。在铁托元帅对来访者致辞表示欢迎之后，扩音话筒随即便被拿走，以致赫鲁晓夫无计可施，不能公开酬答主人的问候。这件事不仅使苏联代表团到达后的气氛受到某种程度的破坏，而且还表现出南斯拉夫人对上门求爱者的厌烦之情。此外，铁托还下令禁止发表赫鲁晓夫讲话的译文，因为在这篇讲话中，赫鲁晓夫诿过于人，把破坏苏南关系的内奸这顶帽子扣在了贝利亚的头上。
对于这些苏联代表来说，双方的会谈充满着隔阂，成见极深，不易消除。由于他们至今还不准备把南苏两国关系的恶化完全归咎于斯大林，因而在长时间的讨论交锋中，就不得不在南斯拉夫人的斥责面前为这位前领袖遮掩辩解。（但是，就像赫鲁晓夫后来所承认的那样，正是在这次访问中，他才意识到自己的立场简直虚伪可笑，纯属掩耳盗铃，自欺欺人。因为那种声称斯大林时代一切滥用职权和横施暴虐的现象都应归罪于贝利亚及其前任叶若夫的弥天大谎，这时显然再也无法维持下去了。）然而，会谈结果还是订立了一项协定，双方约定，停止针对对方的攻击宣传以及故意散布“错误信息”的做法，采取措施推动双方之间科学、经济和文化等方面的联系往来。此后不久，南斯拉夫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关系也迅速恢复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