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审讯和判决贝利亚及其同案犯的报道非常简略，读者所知甚少。只是在市镇和区一级的党组织会议上宣读了有关这个审判过程较为详尽的材料。然而，全国的反应却是强烈的。贝利亚身首异处一命呜呼的消息激起了要求为斯大林恐怖运动的受害者及囚犯平反昭雪的轩然大波，受害者本人及其亲朋好友的申诉信象潮水似地涌向最高权力机关。对这些要求、特别是直接受害于贝利亚的牺牲者所提出的要求，是不可能置若罔闻、不予理睬的。这种情形愈演愈烈，总检察长接受要求，开始调查所谓的“列宁格勒案件”。这个案件涉及1948年安·亚·日丹诺夫在极其可疑的情况下猝死一事以及他的支持者随后遭到贬黜和杀害的情况。调查结果是使至少2000多人恢复了名誉，从监禁地重返故里。但可悲的是，还有其他许多人是在死后才得以平反。曾积极参与炮制“列宁格勒案件”的列宁格勒现任州委第一书记米·安得里亚诺夫在1953年11月被免职，不久又被逐出党中央委员会并将接受司法审查。这些事件的余波一发而不可止，随着有关“列宁格勒案件”的调查工作向纵深进展，再想掩盖马林科夫也曾插手其间的事实已是难上加难。危险也降临在了马林科夫的头上。
此时还有一件事表明了斯大林长期遗留的影响正在逐渐衰退。1953年夏天，根据赫鲁晓夫的提议，在斯大林统治下一向属于官家禁苑的克里姆林宫对公众开放了。以往，只有那些持有特别通行证的要人或者政府达官的来宾，经过彻底的身份核查之后才能入内；新闻界人士甚至都不允许拍摄克里姆林宫的照片。而如今，克里姆林宫的大门向外敞开，苏联普通群众尽可直入其内，在里面参观游览，欣赏其中收藏的珍宝古玩。人们不必出示任何证件就能购票进入。1953年最后一天，又在克里姆林宫为青年们举办了一次游艺会。这开创了一个先例，从这时起，在克里姆林宫举办新年之夜舞会以及为莫斯科儿童装饰圣诞彩树便成了莫斯科新传统的一部分。
1954年4月17日是赫鲁晓夫六十华诞。这一次的场面显得相当简朴，要比他在乌克兰欢度五十寿辰时简朴得多。尽管如此，在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宣布授予赫鲁晓夫“社会主义劳动英雄”称号之后，党中央委员会以及其他一些组织的贺辞迅即在报纸杂志连篇累牍地出现，让人眼花缭乱；其他社会主义国家领导人以及各国共产党发来的贺电更是纷至沓来，宛如潮涌一般。
这个月的月末，在莫斯科举行了最高苏维埃全体会议。会议审核了当年的财政预算，批准了政府成员的变动。国家管理体制也发生了某些重要的变化。
由于1953年3月一度合并起来的不少部委再次划分为较小的单位，因而部长会议的成员已增至54人。再次被划分开的部委之一便是内务部。从这个仍然由克鲁格洛夫管辖的内务部中分离出“国家安全委员会”（即“克格勃”），由部长会议直接领导。伊·亚·谢罗夫被任命为这个委员会的负责人。长期以来，谢罗夫一直在保安部门的几个机关里供职，由于他曾一度出任乌克兰内务人民委员，故而赫鲁晓夫同他关系密切，感情深厚。象保安机构的绝大部分高级干部一样，谢罗夫很早以来就负有触犯法律和滥用职权的罪责。但他一心一意、矢志不移地效忠于赫鲁晓夫，而且乐于按照赫鲁晓夫下达的任何旨意迅速采取行动。因而赫鲁晓夫将保护自己人身安全的重任托付给了谢罗夫。赫鲁晓夫后来曾写道：“我对克鲁格洛夫不太了解，但对谢罗夫却极为了解。我过去认为、现在仍认为，就其对党的态度而言，他是一个诚实人。如果说他犯过什么‘错误’，那也不过象所有的‘契卡’人员一样，只是斯大林推行的总政策的牺牲品，其个人并没必要承担责任。”
对克鲁格洛夫的猜疑促使赫鲁晓夫又决定了另一项任命。在为贝利亚审判案作证之后，斯涅戈夫又被当作一个普普通通的囚犯被押送回设在科累马地区的劳改营，这一情况充分反映了大变动时期的特点。直到几个月之后，赫鲁晓夫才想起了斯涅戈夫，并且发现他居然还呆在劳改营。赫鲁晓夫当即要求为他平反昭雪。结果，斯涅戈夫不仅恢复了名誉，而且还恢复了党籍，同时又被授予中校军衔，接着又被任命为“古拉格”副局长、内务部部务委员会委员。在这个位置上，斯涅戈夫完全可以代表赫鲁晓夫对克鲁格洛夫进行监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