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务部的改组和“克格勃”的设立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从此开始，这两个组织的职权只限于进行犯罪调查——内务部负责刑事案件，“克格勃”专管与国家安全有关的案件。内务部的原检察局被撤销。一切公诉事务和执法措施从现在起全部归口到全苏总检察长及其属下的加盟共和国、州、市镇或区各级检察长手中。在斯大林时代，那位领袖让内务部凌驾于检察院之上。而现在，苏联检察院内设立了一个处，其主要职责就是专门监督内务部和“克格勃”的活动，总检察长本人只向党中央委员会负责。
所谓的“特别委员会”也被取缔。这类机构虽然不是法院，但在绝大多数由内务部系统经手的案件中，它们却具有在被告缺席情况下宣布判决的权力。而从今开始，除了适当的、合法建立的法庭之外，任何机构都不允许对任何罪犯——无论是刑事犯还是政治犯——进行审判处罚。
经过这些改革，苏联司法系统终于恢复了从前那种有关法律事务中的最高地位。当然，法庭还不是完全独立的，但现在的法庭规则已经（按照党的权力机关的意见）得到尊重和保护，内务部凌驾于法庭之上的状况得以彻底改变。
“克格勃”的工作人员数量大幅减少了。在绝大多数与军事事务无关的或者根本不涉及机密情报的组织和机构中，先前那些主要负责判定苏联普通公民“可信程度”的“特别处”或“第一局”之类的部门都被撤除，区一级的国家安全处亦被取缔，国家安全机构曾努力使之渗透到全国每个角落的情报员巨网也被遣散——至少是弃之不用。此外，还采取措施重建了某些民主的公共团体，复兴了若干一度销声匿迹的社会组织。在首都莫斯科，举行了全苏作家第二次代表大会——第一次大会召开还是20年前的事！会上选出了新的作协理事会。在这些改革创议中，赫鲁晓夫的意志得到了充分体现。
到1954年秋天的时候，马林科夫的地位已是岌岌可危朝不保夕了。首先，贝利亚案件极大损害了马林科夫的名声。因为在此之前他们两人一向和睦相处，以友相待；就在沦为阶下囚的当天，贝利亚还给马林科夫写了一张便条，其中不仅谈到了他们两人之间的交情，而且还警告马林科夫不可轻信赫鲁晓夫。接着，对“列宁格勒案件”的司法重审又进一步破坏了马林科夫的名声。其次，马林科夫在斯大林生前最后几年一直主管农业，因而直到1954年全国农业的恶劣状况始终没有任何好转一事也使他不断受到指责。最后，由于政见不一，马林科夫与赫鲁晓夫的亲密关系已经不再，他俩之间的关系日趋恶化，冲突加剧。马林科夫从前所享有的权势影响很快便丧失殆尽。到这年年底，他对部长会议的领导只是徒具其名了。
最高苏维埃于1955年2月举行了全体会议。会议审议的项目之一是关于全苏最高法院的改组问题。虽然当时的观察家对此基本未加评论，但这个问题的意义却极为深远而又重要。在斯大林执政时期曾严重丧失名誉的六个人被逐出最高法院，其中包括伊·粤·马杜列维奇。作为最高法院军事法庭的成员，他曾在布哈林、李可夫、克列斯廷斯基以及其他许多人的审判案中大显神通，曾逼迫上千名无辜者屈打成招甘愿伏罪，为此他现在也自认有罪。列·德·捷米特里维奇的经历同样卑劣可耻，因而也被罢官。
法院改组的意义固然重大，但与另一变动相比，仍不免黯然失色。
在最高苏维埃的二月会议之前，党中央委员会召开了一次全体会议。在这次有马林科夫本人参加的会议上恰恰讨论了有关马林科夫的问题，几乎所有的与会者都提议或支持贬黜马林科夫。尽管他也曾试图以批评中央主席团的其他成员来为自己辩护，例如对指责他忽略重工业发展的莫洛托夫他就竭力进行斥责，但这只是狗急跳墙，已没任何作用。接着，在最高苏维埃二月会议上，马林科夫照本宣科地念了一项声明，要求解除自己所担任的部长会议主席职务，并承认自己应对苏联农业的困境负最主要的责任。马林科夫的辞呈当场被接受了。根据赫鲁晓夫的提议，由布尔加宁出任，朱可夫元帅接任国防部长一职。至于马林科夫，虽然还保留着党中央主席团成员的头衔，但已被贬为部长会议副主席，担任电站部部长。
不过，集体领导尚未流于形式，只是由赫鲁晓夫、布尔加宁和朱可夫组成的第三届“三头执政同盟”取代了第二届“同盟”。布尔加宁的权势一如往日，无关大局。但另一方面，朱可夫虽然还没有在党内领导集团中占据显赫的地位，但在随后的两年时间里却行使着举足轻重的大权；尽管他还只是党中央委员会的候补委员，但不久即跻身于出席中央主席团会议的权贵之列。而逐渐在苏联领导集团中独占鳌头、一言定音的人物，正是赫鲁晓夫本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