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一个月之前，赫鲁晓夫就已提出了一项改革。这个后来由马林科夫在最高苏维埃会议上予以公布的改革得到了广泛的欢迎，人人为之拍手叫好。
过去，斯大林总是在更深夜静之时工作，他从未在早上5时以前上床就寝，经常是日近正午方才起身。久而久之，所有的高官大员也采取了同样的作息制度，许多人民委员部的部务会议也往往在深夜召开。所有的州委书记也习以为常地在每个工作日的夜间呆坐在自己的办公室里，因为斯大林不太喜欢视察与演讲而常常会一时心血来潮就要打电话给地方干部。自然，如果一位部长或州委书记不得不通宵工作，那么他就不可能赶在中午之前在自己的办公室里问事，而这就意味着他的部属必须死守自己的办公桌直至夕阳西下夜幕低垂。在当时的许多机关里，工作时间都是无法预告的。
最高苏维埃现在则颁布法令申明，自1953年9月1日始中止这种“有害身心健康”的作息制度。从即日起全苏和各加盟共和国机关的办公室工作人员须执行从上午9时至下午6时、其间有1小时午餐休息的工作日制度。地方机构的职员应在上午10时至下午7时办公。为确保这个法令得到严格执行，在头几个月里，还要求政府各部委的干部在每天工作结束时检查各办公室，以保证全部人员都离开工作地点。然后，办公处的主要入口加锁封闭。
1953年12月17日，苏联检察院宣布，贝利亚及其同伙的调查已告结束，所有被告都被指控为犯有阴谋篡夺苏联政权罪、与外国情报机关勾结罪以及许多恐怖主义谋杀罪。声明还指出，他们的案情将由苏联最高法院的特设法庭审理。依据1934年12月1日法令，被告不得当堂提出抗议或任何形式的上诉，判决应当立即执行。
科涅夫元帅担任特设法庭的庭长，法庭成员包括有一些著名的军队将领和国家干部，其中有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主席尼·米·什维尔尼科、莫斯卡连科将军以及苏联最高法院副院长埃·拉·兹亚金。全部审判工作进行了整整6天，但审判记录从未公开发表。
尽管对贝利亚的指控已足以达到将他定罪并判处死刑的目的，但指控本身并非无所不包。党中央主席团的不少成员出于某种关系到切身利益的原因，对一些事实、情节加以掩盖，因而也不可能允许把贝利亚的所有罪行彻底查清查实。例如，法庭在讯问贝利亚与阿塞拜疆穆沙瓦特分子、与格鲁吉亚孟什维克分子勾结的情况时，却根本没有触及1937-1938年期间贝利亚及其手下在格鲁吉亚、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等地对党和共和国干部的大规模屠杀；在揭露贝利亚出任公职期间道德败坏、生活腐化的同时，却有意回避揭露其在战后迫害苏联少数民族的罪责如谋害犹太血统的作家、艺术家以及将高加索、伏尔加地区和克里米亚的一些少数民族全体驱赶到东部地区等罪行，受害于贝利亚的芸芸众生中只有一个人的名字被提起：米·谢·克德罗夫。当初，贝利亚对他怀恨已久，因而尽管他的清白无辜已被证实，但还是在战争初期把他杀害了。对迫害格·康·奥尔忠尼启则的阴谋以及贝利亚对其亲属的打击，法庭虽然作了调查，但又缄口不提1949-1950年时贝利亚在列宁格勒所犯下的滔天大罪以及枪决两位党中央政治局委员尼·阿·沃兹涅辛斯基和阿·亚·库兹涅佐夫事件。在这些问题上，法庭的罪证调查皆因牵连到马林科夫而受到限制，只能中途而止。
公诉人方面召请的证人之一是阿·弗·斯涅戈夫。这是一位早在30年代就在外高加索为党工作的老布尔什维克，但此刻却正在科累马地区的一个劳改营苦熬长期徒刑。当他得知贝利亚被捕的消息后，便费尽周折地将几封信秘密地递送到赫鲁晓夫和米高扬在莫斯科的私人住址。他以前与此二人相当熟稔。这些信件揭露了斯涅戈夫所了解的贝利亚罪行的细节情况。随后，斯涅戈夫便应召来到法庭作证。当他走进审判大厅时，贝利亚大吃一惊，禁不住失声叫道：“怎么，你还活着？！”斯涅戈夫反唇相讥：“你的组织并未恪尽职守”。法庭向斯涅戈夫详细询问了贝利亚的早年生涯，但却要求他不得谈起迄今尚未受到破坏的庞大的“古拉格”系统。
在审判开始时，贝利亚还有恃无恐，毫无顾忌，甚至还有点目空一切、能奈我何的架势。一旦听清是死刑判决，他就如同泄了气的气球，傲睨之情顷刻烟消云散；当他意识到这个判决将会立即执行的时候，他完全失去了理智，无法控制自己。按照科涅夫的说法，贝利亚突然向四下作揖，痛哭流涕，乞求宽恕，可怜巴巴。法庭驳回了他的请求，他和他的同伙随即被押出法庭，绑赴刑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