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六二年，在前美国国务卿、著名律师迪安·阿赫逊和出色的法国法学家邦多和雷特两位教授以及我国政府代表、王国大臣、法学博士张岗的帮助下，我打赢了官司。由于我以首相的身份去西贡，后又到曼谷，以便通过谈判使我国现有的边界得到承认。但是，我遭到了吴庭艳和吉滴卡宗的完全拒绝。
从一九五五年起，我还必须同由曼谷和西贡政府以及一些美国“情报”机构支持的山玉成叛乱武装作斗争。这些自由高棉武装竭力在边境省份制造不安，使我的政权失去“稳定”。山玉成掌握着两座广播电台，一座设在南越国境线上，另一座设在泰国边境上，他们天天通过这两座电台谩骂和攻击我。
自从我国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了外交关系和同越南北方、苏联集团及古巴改善了关系之后，南越报纸发表了对我越来越恶毒的谩骂文章。河内很精明，正式宣布支持我的中立和同东、西方和平共处的政策，并承认包括沿海岛屿在内的柬埔寨现有边界。一九七九年，仍是这个越南，在他的金边傀儡的殷勤赞同下，恬不知耻地吞并了威岛和其他高棉岛屿……
很明显，这些军事上和语言上的侵犯，使我渐渐远离了自由世界，并激起我对自由世界的怨恨。我在一九六三年八月二十五日在我们党机关报《民族主义者》周刊上发表了文章《自由世界的破产》。在这篇文章里，撇开我的怨恨不谈，可以使大家清楚地看到，我对反对美国和其卫星国所执行的政策所作的详细说明是有可靠依据的。这些论据也证实了后来美国在我们这个地区和其他第三世界国家所遭到的严重挫折。
自由世界的破产
我们的美国朋友都狂热地反对共产主义。他们完全忘记了自己的理想，因此，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他们经常像在南越这样的地方一样，投入或陷进了反对共产主义的运动。我既不是亲共分子，也不是“左派分子”，而且也不完全赞同我们的“进步分子”的意见。这些“进步分子”认为，美国反对共产主义的斗争从来就没有高尚的动机，而只是出于唯利识途的、帝国主义的和新殖民主义的战略需要考虑。我对阿伯拉罕·林肯和托马斯·杰斐逊的国家的评价是公正的，我不否认它向一些国家的人民提供了经济和军事援助，与这些国家结盟甚至提供保护。
由于某些原因，美国给一些国家的支持，以及这个西方民主大国对某些国家人民的国家事务的影响，没能积极地表明它是维护人民的民主、自由、和平和幸福。因此，给共产主义世界的宣传提供了丰富的材料，通过谴责“美国帝国主义和新殖民主义”，共产主义世界在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得到了人民的一定信任。
实际上，第三世界国家的人民只知道一些对美国不利的事实：
一个发达的超级大国给那些不发达国家的最重要和最慷慨的美援，不是按受援国人民的贫穷程度或它应得的多寡为标准来提供的。
它增加援助与否，是根据这些国家的驯服或服从的程度，或者是根据这些国家在战略上的重要性而定的，同时，还担心由于盟友变成敌人或由于它们改变政治路线，最终影响其受益。
值得注意的是，这种美援的相当一部分不是分给“受援国”大多数人民的，而是落到了有限的特殊人物、特别是通过政变产生的压迫人民的独裁政府的手里。
——几乎所有的美国“盟友”，都是集权制的国家，那里的人民没有任何民主权利。在国际年鉴上，经常提到的许多拉丁美洲的共和国和亚洲国家，都是属于这种情况。
在世界各地的许多“君主制”国家里，美国在得到一些领导人违背本国人民的意愿，表面上或多或少的表示同意的情况下，便在那里建立起了美国的海军和空军军事基地，甚至是核基地，并以一种更积极、更直接的方式和几乎是公开的方式，干涉这些国家的内政。
那些西方民主国家，在苏联的帮助下击败了法西斯列强之后，却聚集在美国领导下的所谓“自由”世界的旗帜下。它们鼓动刚刚摆脱纳粹和法西斯的压迫和威胁、获得解放的人民加入它们的行列，反对集权的共产主义，以便保卫他们自己的民主和自由制度，捍卫个人权利和自由。不幸的是，他们刚刚迈出第一步，这个“自由”世界就已经遇到了无数的矛盾。
首先，在民主的“模范”西方大国中，人们看到葡萄牙有着一个独裁的集权政府，而且直到今天仍然是一个最彻底的殖民主义国家。可见，他们声称要保卫的自由到底是什么货色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