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回到纽约，美国驻联合国的代表亨利·卡伯特·洛奇大使就为我举行了宴会。坐在我右面的是我年轻在西贡时所喜欢的演员艾琳·邓恩，她曾在《她和他》影片中同查尔斯·博耶合作。她显得极为可爱，并为我在沙士鲁·罗巴中学时对她的柏拉图式的恋爱所感动，当时我曾梦想着这位《后街》的女主角。
现在还是让我们回过头来谈那些所谓重大的事情吧。在华盛顿，除了那位令人喜欢的艾森豪威尔之外，我必须和那位极端反共、反对中立、坚决同毛泽东的中国作对的国务卿约翰·福斯特·杜勒斯进行严肃的、艰难而又令人讨厌的周旋。我劝他改善美国同北京的关系。我对他说，不管蒋介石怎样夸出海口，但我确信，他既光复不了“大陆”，也消灭不了毛的制度。我还补充了一句话，在这种情况下，从美国的利益出发，必须尽早同周恩来领导下的、已深得人心的、文明的毛的制度实现关系正常化。在我看来，福斯特·杜勒斯是一个幼稚的、不成熟的政治家，他一听到有人提到中国就沉不住气。
关于我同福斯特·杜勒斯会见的情况在我的党报《民族主义者》周刊上，以艺术形式向读者们作了介绍：
“杜勒斯说一口很流利的法语，这就使我们之间的联系方便得多了。我们之间的交谈无需通过蹩脚的翻译，这样会更好些，因为我们那时集中谈论金门、马祖岛以及福摩萨和大陆之间的问题。在我会见杜勒斯的前夕，苏联驻华盛顿大使（是他！）亲自给我送来了我的朋友周恩来的一封长信。信中对这个问题和他们国家的措施向我作了详细的说明。考虑到中国政府对我的特殊敬意，我想也许我对我的两个阵营的朋友能起某些作用，因为他们之间的争吵已开始严重威胁到世界和平了。于是我不得不低三下四地向美国政府进行调停，以便为缓和美国同中国之间的紧张关系做出贡献。我明确指出我可能的使命将是在绝对保密的情况下进行的，丝毫不用担心会牵涉我的国家和我本人。当时在场的有我国大使农金尼。福斯特·杜勒斯对我的建议表示感谢，但有礼貌地拒绝了我的建议。他认为有必要向我进行有关中国国内形势、“不得人心”的毛泽东政权和这个政权迫在眉睫的垮台等有说服力的介绍。我是不会忘记他向我声明的一点：“对于蒋介石，我们完全同意你的看法，他再也没有任何前途了。尽管我们给他提供了大量的援助，他也没有机会夺取中国大陆。但这并不能阻止中国在未来的某一天改变作法，我们将等待这一天，以便同中国人谈问题。因为，根据我得到的可靠的情报，中国人民在一种路线压迫下所承受的痛苦很快就将达到顶点了。到了那一天，我们之间的争吵就会结束了。我同意你的观点，中国人民的解放将不是从福摩萨开始，
而是从中国内部搞起，将由对毛泽东已经忍无可忍的中国人民自己来进行。”国务卿的合作者们以尊重和确信的心情对国务卿的这番话表示同意。我对此只是有礼貌地微微一笑。
我在美洲取得重大成功。这应归功于一个七世纪制作的豪华的佛像，我以柬埔寨人民的名义把它送给了美国人民。它被陈列在华盛顿博物馆显眼的地方，美国政府和人民对我非常感谢。
一九五九年，我应加麦尔·阿卜杜勒·纳赛尔的邀请，访问了阿拉伯联合共和国。在开罗、亚历山大和叙利亚的大马士革，我受到了当地群众和青年的热烈欢迎。
在开罗大学，我再一次被授予“荣誉博士”的称号。几百名青年围住我，对我说：“您是我们领袖的伟大朋友，我们像崇敬我们领袖一样热爱您。”事实上，特别是自从苏伊士运河国有化以来，纳赛尔成了埃及人和整个阿拉伯世界的英雄。他具有过去古埃及国王的那种威严的气派。我的妻子觉得他比斯图尔特·格兰杰更能引起轰动……。
在阿斯旺，在他要建造一个巨大的水坝的地方，纳赛尔按照阿拉伯的习惯和我手拉着手散步。他亲切地和我交谈，一点也不像是一个“独裁者”。一九七○年三月，他支持我反对朗诺，并谴责朗诺的军事政变。他并没忘记无论是在联合国还是在国际会议上，我都是坚定不移地站在他这一边反对以色列，尽管我国政府同以色列还保持着友好关系。
有一天，以色列驻金边大使对我说：“殿下，您说您是中立的。但对于以色列和埃及之间的纠纷，您总是支持埃及反对以色列。您一点也不中立！”我向他伸出友好的手，微笑地回答道“阁下，以色列是我的朋友，但纳赛尔是我的兄弟，我只能支持他，别无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