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为我在金边兴建了一所巨大的医院，我把它命名为“柬苏友谊医院”。亲中国的红色高棉把它改名为“四一七医院”，这是他们在一九七五年战胜朗诺的日子。亲越南的红色高棉又把它改称为“一七医院”，用来纪念河内军队于一九七九年占领金边。这些叫法的改变都很可笑的。……波兰总理西伦凯维兹向我提供了一所外科医院，我把它兴建在磅湛市。捷克斯洛伐克总统安东宁·诺沃提尼一九六○年向我提供贷款兴建了金边市郊的达克茂轮胎厂、磅士卑省的磅特兰炼糖厂和西哈努克市的拖拉机厂。西哈努克市是在法国的帮助下，由我建设起来的海港城市。红色高棉沿用了朗诺集团的叫法，把西哈努克市叫做磅逊市。韩桑林他们是不是还会把它叫做“黎笋市”或“范文同港”呢？
再说另一个大洲吧！一九五八年，我作为柬埔寨的首相，应德怀特·艾森豪威尔总统的邀请，访问了美利坚合众国。我受到的礼遇是，十九响礼炮的欢迎仪式；一个在白宫举行的由总统发表颂词的午宴；一个由总统卫队管弦乐队演奏室内音乐的盛大音乐会。总统对我说，因为我和他的儿子同样都出生于一九二二年，所以他对我更有好感。他的坦率是讨人喜欢的，他那大方的微笑使人抑制不住地要回报以微笑，我经常自问，如果在一九七○年至一九七五年我面对的是“爸爸”艾森豪威尔，而不是一脸苦相的理查德·尼克松，我能以同样的力量来进行反对“美帝国主义”的斗争吗？
在芝加哥，我结识了一些态度非常特别和相当难以对付的美国人。有一次，在市长举行的午宴上，一位记者一定要坐在我的夫人莫尼克旁边。他对她的美貌作出了笨拙的恭维。接着，在离开饭桌回到记者席之前，他当着莫尼克的面向我提出了这样一个有点庸俗但又非常美国化的问题“您有两位夫人，这是真的吗？那一位留在金边，而面前这位迷人的年轻妇女只是您的第二夫人，这也是真的吗？”对此，市长、我的夫人和官员们都很惊讶。我反驳这位记者说：“你应该向我提出一些政治性的问题或有关我国建设的问题，而不应干预我的私生活。”他却又说：“一点也不是，您的私生活很有意思。请您告诉我，您是否是重婚？请说‘是’或者‘不是’即可。”我作了肯定的回答。他满意地走了，大家对他很满意。第二天，芝加哥的报纸几乎都用大字标题在第一版发表了“西哈努克承认，他是重婚者”的文章。各家报纸都按照各自的方式报道了我的私生活，这引起了美国人的兴趣。
更有甚者，在纽约同时又演出了一场闹剧：美国中央情报局吸收斯拉波到他们队伍里去。斯拉波是我们党执政期间的国民议会议员，他是达春的弟弟。达春原是叛国组织伊萨拉克分子，于一九四九年在暹粒—吴哥地区向我归顺。我任命他为王国武装部队的指挥官，一直晋升到上校军衔。后来，他于一九五九年企图秘密地把古代王国遗留下来的暹粒——磅同“自治区”分割出去，但他遭到了悲惨的失败。在军事法庭上，斯拉波供认出这个阴谋是受美国中央情报局指使的。斯拉波在一九五八年参加高棉代表团出席联合国大会时，就加入了美国中央情报局。
由于莫尼克的缘故，我又遇到一件意外的事情。
继芝加哥之后，我们又访问了旧金山。在这个面向太平洋和亚洲的非常漂亮的城市，我们度过前所未遇的日子。在那里，我用英语就柬埔寨当前的情况发表的讲话，受到了热烈的欢迎。我到好莱坞作了短暂的访问，同优秀艺术家鲍勃·霍普交上了朋友。
意外的事情就发生在载我们飞往纽约和华盛顿的飞机上。机长离开了他的驾驶室向我走来，直截了当地对我说：“您的夫人很美，我想在不受干扰的情况下同她谈一会儿。请您离开这儿远一点，那边有一个空座儿。”机长驱赶我，但他面带笑容，丝毫没有任何恶意。怎样对待把我激怒了的飞机上的老爷呢？结果，我还是屈从了。大约十分钟之后，他向我走过来并对我说：“这是我一生中最愉快的一次飞行。您的夫人实在太迷人了。我现在要回去工作了，您也可以坐到莫尼克旁边去了。”在同一架飞机里，还有风度优雅的斯图尔特·格兰杰，他是影片《曾达囚徒》中的主角。由于报纸之故，他认为“西哈努克是重婚者”，并对我和我的夫人点头献殷勤。在这次旅行结束之后，我的夫人就此事谈了她的看法“那位机长非常有趣，但有些厚颜无耻。那位电影演员也很有趣，但有些胆小，并不叫人讨厌。”我意识到，她没有直接地说出那个飞行员向她求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