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当一个好的外交家是很辛苦的。至于毛泽东主席方面，他非常亲切地接待了我，并同我进行了三次长时间的单独交谈，详细地询问我国的情况，同我讨论了重大的国际问题。他对我说：“我是人民的儿子，农民出身的共产主义者，但我为有你这样的亲王做朋友而感到荣幸。”
这一次中国之行为我国奠定了真正的工业基础，因为我的朋友周恩来以政府的名义为我国援建了三座大型工厂：即磅湛纺织厂、金边附近的岱埃胶合板厂和桔井省的川龙造纸厂。周和我都努力使柬埔寨实现在就地取材、加工和直接服务于人民群众（即收购棉花、木材和竹子，提供棉布、普通胶合板、文化用纸等）的基础上的工业化。到一九五八年，中国又援建了三座工厂：即贡布省的乍格雷丁水泥厂、金边附近的斯栋棉吉玻璃器皿厂和在马德望的第二个纺织厂。
一九七○年朗诺发动政变之后，我的前任工业大臣波隆托先生在东京国际博览会柬埔寨馆开幕式上竟然宣称，唯有西哈努克亲王是柬埔寨国民经济的破坏者。
一九五六年底，应铁托元帅的邀请，我对南斯拉夫进行了正式访问。我到达铁托元帅在亚得里亚海岸边布里俄尼岛上的别墅时，正是埃及总统加麦尔·阿卜杜勒·纳赛尔和印度总理贾瓦哈拉尔·尼赫鲁离开的同一天。铁托安排我住在我的印度“格鲁”住过的那所华丽住宅里。
在尼赫鲁和纳赛尔之后几天，我同铁托就不结盟问题签署了一项声明。这个声明指出：早在万隆会议上，柬埔寨在宣布它的中立政策的时候，就已经走进了不结盟俱乐部的大门。历史学家们不承认我是不结盟运动的创始人。他们只提到尼赫鲁、纳赛尔、铁托、苏加诺和加纳的恩克鲁玛，而没有把我列上去。后来，圭亚那（原英国殖民地）获得独立之后，在一个公园石碑上把我的名字刻在以上五个“伟人”的后面。铁托亲自为我恢复了事实真相。然而，在一九七九年古巴会议上，不结盟运动偏离了轨道。会议主席菲德尔·卡斯特罗早已追随着那个所谓反美国家的“天然盟友”——苏联，在会议上却大言不惭地说什么不结盟应该是名副其实的。那时，对不结盟有着崇高和神圣感情的缅甸离开了那个背离根本的组织。这只是一个开端。
作为中立国家的代表，在访问铁托之后，我又先后访问了西班牙、奥地利、苏联、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这些国家对我的邀请是没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目的。
佛朗哥和他的夫人是非常相称的一对，他们在普拉多宫里接待了我。“考地略（指佛朗哥）”举止非常稳重，说话低声低语的。我们互相授受了各自国家的最高级勋章，然后共同进餐。彬彬有礼的佛朗哥夫人卡门让我坐在她的右边，她为我发表了即席祝酒讲话。她对我父亲成为我的王位继承人这种高棉君主选任法特别感兴趣，也许她还联想到了唐·璜·卡洛斯和他的父亲巴塞罗那公爵唐·璜。
下午，我出席了优秀斗牛士参加的斗牛比赛大会。整个体育场非常热闹。我的心被在场群众热烈的情绪以及斗牛士和公牛之间激烈的角斗紧紧地吸引住了。那些优胜者都过来以非常优美的动作向我表示敬意，并把他们的宽边软帽抛向我，而我接到之后再给他们抛回去。他们高贵的对手们都是膘肥体壮、性情凶猛的家伙，我看到了一个已受了重伤的斗牛士勉强地站着同牛决斗的场面。冷酷无情的观众不让他退出场地，幸亏他刺死了他的敌手。鲜血从被杀死的牲畜的脖子里迸涌出来，决斗到此结束，牛的尸体被两匹马拖出了场地。这种场面对一个佛教徒来说是少见的，无论如何我是不想再看这种表演了。第二天，我在普拉多博物馆呆了很长时间，愉快地观赏着那些令人赞叹不已的展品。
在奥地利，政治会谈不多。我参观了一些博物馆和古迹。还愉快地乘游艇游览了多瑙河。多瑙河水因其蓝色之美而被写入奥地利圆舞曲而扬名世界。一群人在我下榻的著名的萨舍尔饭店的阳台上向我欢呼。维也纳糕点名不虚传……。
相反，在共产党国家里，我要用所有的时间来谈政治和参观访问。在欣赏三个首都富丽堂皇的博物馆和文物古迹之前，我必须先参观那里数不清的工厂。然后，我访问了列宁格勒、克拉科夫和布尔诺。有一段有趣的插曲：在波兰的古王都克拉科夫市，我受到密集人群的鼓掌欢迎。一位身穿黑色上衣和条纹长裤的出色的外交部官员把波兰群众所喊的话如实地翻译给我听，说他们在高呼：“国王万岁！”。很难理解，他们的口号是为我喊的，还是为了给这个城市遗留着浓厚保皇主义的旧君主而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