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缅甸，我同当时的总理吴努建立了牢固的友好关系。他被奈温将军罢黜了。他在结束了囚禁生活之后，曾来过金边，向我表达真诚的友谊。他对佛教虔诚的信仰，令我十分赞佩。当他被监禁在仰光时，有人问他希望得到什么，他回答说：“我什么都不需要，只需要蜡烛和棒香用来敬佛。”后来，我被监禁在我过去的王宫时，我也仿效吴努。我只要求看守们给我一个照顾，那就是给一些蜡烛和棒香供我每天敬佛。在金边我是经常受到学生们的反对的，但在仰光和曼谷以及后来在马尼拉我却意外地讨人喜欢，受到了那里各大学学生们的热烈欢迎。这真是“本乡人中无先知”。
一九五五年，我访问了菲律宾和日本。
在马尼拉，我享受到了摩托车队开道穿过城市的权利，热情洋溢的市民从千百万个窗口向我抛下彩纸屑，这真像美国惯用的欢迎知名人士的场景，其中，“征服大西洋的人”查尔斯·林德伯格就曾受到这样的欢迎。
国会两院为我举行会议，并邀请我在会上发表正式讲话。菲律宾参议院主席在用英语发表的欢迎词中，对我为独立而进行的斗争表示敬佩，特别是祝贺我通过和平方式取得了独立。可惜的是，我的致答词引起了纷纷的议论。这个国家是东南亚条约组织的成员国，非常亲美和反共，我主张独立的讲话对他们是一个面对面的挑战。
夜幕来临时，国家元首麦格赛赛总统从他的档案中找出一份文件给我看，使我回想起过去曾有一些（西班牙血统的）菲律宾人应征加入我祖先的军队，帮助高棉王国击退外国侵略者。总统对我说：“我们没有提到中立的问题，但我们一直站在柬埔寨一边。”我回答说：“请总统先生放心，如果有一天菲律宾受到侵略，我国将派出部队参加你们的卫国斗争。对我来说，中立既不意味着利己主义和忘恩负义，也不意味着放弃对正义与非正义的辨别。
在后来的一些日子里，周围的一些人想劝我放弃中立，至少也要把它修改一下。他们向我建议，要我到菲律宾军事学院或者在其他权威人士、学者或法官们的集会上宣布，柬埔寨要同东南亚条约组织团结一致。这个组织在未得到有关国家同意的情况下，竟要擅自把它的“保护伞”伸展到柬埔寨、老挝和越南。然而，正如人们所知道那样，我顽强地为中立和不结盟进行了辩护。
菲律宾新闻界摆出了咄咄逼人的架势。在马尼拉新闻俱乐部里，我应邀到那里接受采访，一位记者要求我对下面的问题只作“是”或“不是”的回答。他问道：“亲王殿下，请你谈谈中立的真正含意。对我们来说，我们不相信有什么真正的中立。请如实回答，你实际上选择的是什么，是自由世界还是共产主义？”那些同事们吃惊地交头接耳。我镇定地回答说：“我早已作出了决定，既不选择自由世界，也不选择共产主义，我的选择始终是柬埔寨”，记者们服了，长时间地为我鼓掌。
后来，马尼拉政界对我进行了谴责，说我曾对记者谈到菲律宾人强迫我放弃中立，这是恶意中伤他们。麦格赛赛因飞机失事遇难之后，他的继承人马卡帕加尔总统想重新建立菲柬真正友谊的。但这是徒劳的，因为菲律宾新闻界和大部分国会议员们仍然继续骂我是骗子，是菲律宾的敌人。
一九五五年，我访问了日本。作为首相兼外交大臣，我在东京同日本政府签订了两国友好条约。我代表我国宣布放弃要求日本赔偿它在柬埔寨所造成的战争损失。日本国会为我这一决定热烈欢呼。裕仁天皇陛下在他和皇后在宫中为我举行的正式宴会上，对我这一声明表示感谢，他说：“多么友好，多么慷慨啊！”他们的政府表示将帮助柬埔寨建立一个现代化牧业中心（包括养牛场、养猪场和家禽饲养场）、一个农艺学中心和一所模范医院。
一九五六年，我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所受到的欢迎比在马尼拉时要隆重得多。我的中立政策在中国和社会主义阵营里确实产生了效用。周恩来在他的讲话中强调指出：“在万隆亚非会议上，西哈努克亲王亲自率领的柬埔寨王国代表团明确表示，柬埔寨始终坚持中立，决不被用来作为侵略基地。在我们相互接触中，亲王殿下维护柬埔寨独立和维护印度支那和平的决心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柬埔寨的和平中立政策赢得了世界上广大人民群众和大多数国家的敬佩。柬埔寨王国在亚洲事务中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