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赞赏我的发言，尤其是赞赏我那个轰动一时的“关于柬埔寨奉行中立政策的声明”。毫无疑问，无需担心他们会来干涉我国的内部事务。他称赞我同法国保持着密切的合作关系，在法国和美国之间，宁可让法国来训练高棉王家军队的干部。他劝我要当心美国，因为它“比帝国主义还帝国主义”，很可能重新奴役刚刚获得独立的柬埔寨，而当时的法国，由于它已撤出印度支那而且同那里的关系已疏远，对我国已没有多大的威胁了。有趣的是，“反美”的周也改变了主意，于一九七二年同尼克松和基辛格度起“蜜月”来了。
当时的中国的合作者苏联却与中国不同，它对我不满意，愚蠢地把希望寄托在柬埔寨共产党—人民派的身上。直至一九五五年初，同他们的高棉帮手们一样，竟然在联合国说柬埔寨还没有真正独立，并对柬埔寨提出的加入联合国作为正式会员国的要求断然否决。
周以毛泽东的名义邀请我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当时正处在我国议会选举前夕，我还没有成为我们党的首脑。我也邀请中国总理对柬埔寨进行正式访问，那是在我们两国建立外交关系之前，而且同蒋介石还有领事关系的时候。一九五六年，我们的相互访问获得了巨大成功。
后来，我在一九七○年至一九七五年流亡北京的时候，周经常向我提到在万隆建立起来的“多年的牢固友谊”。一九七五年九月，我在返回柬埔寨之前，曾到医院去看望他，他对我说：“庆祝我们建立友谊二十周年！”在万隆，我同时也与印度总理贾瓦哈拉尔·尼赫鲁建立和发展了友好关系，他当时是周的亲密朋友。他们两人都是富有魔力的杰出的名流，风度翩翩，很有涵养。尽管他们都是大国的政府首脑，而且都在捍卫各自可爱的祖国的独立和解放事业中久负盛名，但他们都表现得很谦虚。
一九五四年，在日内瓦会议之前，尼赫鲁来我国进行正式访问。在暹粒——吴哥短暂的时间里，他秘密会晤了“游击战士”山玉成。在返回途中，印度总理把这次会见的情况告诉了我，并向我透露说，他劝山玉成停止反对并归顺于国王。山玉成回答说，这办不到，因为西哈努克以假独立来“欺骗他的人民”。会议上，我在结束我的发言时向尼赫鲁表示敬意，把他比作“亚洲灯塔”。当着苏加诺总统的面这样做，是不够礼貌的。我当时对他印象不好，但他对我并没有抱怨，后来我们成为世界上最好的朋友。
万隆会议之后，在高棉选举运动之前，我应尼赫鲁的邀请，对印度进行了正式访问。按礼宾规格，我只是一个没有职务的前国王，但尼赫鲁还是在他的女儿英迪拉·甘地夫人（后来，经过许多困难，被西方人士称谓的“印度第一号人物”）的陪同下，亲自到新德里机场去接我。尼赫鲁仍照旧给我以最热烈的接待，把一个大花环挂到我的脖子上。他是真的在寻找他的“潘查希拉”（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信徒。我十分赞同五项原则，因为我一贯信奉“中立”。为了表示对尼赫鲁的尊重，我还公开说他是我的“格鲁”（老师）。令人伤心的是，到一九六二年中国和印度之间发生战争时，这个“和平共处”即付诸东流了。周和尼赫鲁的极度不和，使我感到非常遗憾。
在万隆，狡猾的范文同经常要我和他一起抽上和平的烟斗（表示和好）。一九七九年，他和他的同伙无耻地侵占了我的国家，还拒绝了我关于和平解决柬越冲突的建议。他们对他们那个鹦鹉式的韩桑林“政府”说，西哈努克“只代表他自己”，是“柬埔寨人民的死敌”。正如佛祖所说那样：“天下没有固定不变的事”。
第38章36建设国家
一九五二年，我决定承担无议会监督的政府事务。直到三年后的一九五五年，我一刻也没有忘记我的神圣职责是接受通过全民投票的人民裁决，在可能范围内，消除我国在王家十字军东征之前所存在的落后状态。
首先，我们的独立自然是表现在政治方面（在内政和外交方面恢复自己的主权）；其次，表现在经济方面，这同样是重要的，犹如骑自行车，要是后轮不转，车子也就无法前进了。一个国家如果经济落后，就没有获得真正的独立，也就不具备完整的主权，因为它要一切依靠外援。而外援，起初则使这个国家经济感到必不可少，无法与其脱离，进而它又无大妨碍地持续下去，并取代了这个国家的自力更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