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要向对共产主义在世界范围取得的进展感到吃惊和担忧的西方世界补充一点，当那些打击落在我身上时，我就抗议、反抗或进行论战。其他许多第三世界的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也会对别人强加给他们的批评不高兴，但他们很少像我那样公开做出反应，而他们采用报复的措施，是逐步滑向反对西方的阵营。如果向他们解释说西方的报纸是“自由”的，是不表达它的政府的观点的，那完全是徒劳的，因为他们确认这个自由尤其表现在对一些领导人的“大肆宣扬”上，在富国不能想像的困难中，这些领导人普遍都是尽了自己的最大努力……。
在这里，我把新闻报道中与我争取独立的“十字军东征”的第二部分和最后一部分有关的段落摘录下来。这些内容具有历史意义，它说明了法国和高棉之间的武装冲突之所以能够避免的原因，而且我们两国人民应该把这归功于双方的明智。
《泰晤士报》这样写的：“同一个变化无常和摇摆不定的年轻人商谈任何严肃的事情都是困难的。”这个年轻人当然指的是我。新德里的一家大报纸发表了冈加·森格博士撰写的一篇文章，来回答《泰晤士报》，写道：“这些话纯粹是恶意和经过策划的，目的是让世界舆论反对一个爱国者，他像每一个正直的英国人或法国人热爱自己祖国那样也热爱他自己的国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成千上万的法国人为了什么献出了自己的生命呢？答案是：为了自由。”
具有客观主义传统的《纽约时报》没有参加这场论战，而是乐于报道我住在自治地区的某些重要情况：“国王通过争取独立来巩固其名望的事实已得到证实。那些以前曾为柬埔寨独立而斗争的不同派别的非共产党组织约有五分之三的人投奔了国王，为他增添了一千五百人的力量。两天前，柬埔寨军事学校当年应召的五十六名青年人离开了学校和他们的法国教官，来到诺罗敦国王管辖的地区。负责内河巡逻的一支水兵部队离开金边逃到了西部。驻扎在柬埔寨的法国军队的五个营里，有好几千名柬埔寨军人混编在这些法国殖民主义军队中，他们中的许多人得到法国军官们的允许后，离开了自己的部队。这些法国军官们的观点是，如果柬埔寨形势继续恶化，这些不愿意留下来的柬埔寨人是靠不住的。”
一九五三年十月出版的《巴黎竞赛画报》，对我的十字军东征第二阶段作了“生动”地描写。这份杂志在“一个吴哥和尚使纳瓦尔（驻印度支那的法国军队司令）感到不安”的标题下这样写道：“纳瓦尔将军不愿意让越盟继续从东侧威胁着印度支那军队。再过一个星期，（法国）最高司令部可能会面临着柬埔寨这个第二战场。纳瓦尔知道，整个军队也都知道，他们存在着一个由（西哈怒克）国王这个不可理解的人物所提出的问号。抗议外国吞并本国领土的国王放弃了他的首都金边，在强盛的高棉王朝的见证者——吴哥遗址邻近的暹粒市安营扎寨。他在那里住了很长时间。在这段时间里，法柬军事协定—的签署也未能使他离开那里。不管怎么样，国家的前途还要依靠这个戴着亚洲一种最古老王冠的令人不安的、骄傲的和神秘的脑袋。”
事实上，我正在准备返回金边，因为就在这年十月份，法国接受了我的全部要求。回王宫的日期确定在一九五三年十一月八日，这是王宫里的占卜家选定的“吉祥”日子，我的母亲很相信他。
好事总有好结尾。通过我的首相宾努与里斯特·鲁西（由于他的威望，取得了法国高级专员的头衔）和我的老朋友朗格拉德之间艰苦的谈判，终于达成了一个圆满的协议。移交权力议定书中的主要如下：
司法权方面。一九五三年八月二十九日签订的议定书写道“法兰西共和国政府将其在柬埔寨王国领土上所行使的司法方面的一切权力移交给柬埔寨王国政府。此项移交（包括在柬埔寨的一切受法国司法机关管辖的人在内），将从一九五三年八月二十九日开始生效。”
治安权方面。一九五三年八月二十九日签订的议定书规定：“法兰西共和国将其直到今天还在柬埔寨行使的一切治安权移交给柬埔寨王国政府。
法国驻柬埔寨高级专员一九五三年八月二十九日在给柬埔寨王国政府首相宾努阁下的照会中写道“我荣幸地通知阁下，由于移交了治安权和司法权，法国国家宪兵队随即停止在柬埔寨领土上行使一切民事权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