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事权方面。一九五三年十月十七日签订的议定书规定：“法兰西共和国政府将一切军事方面的权力移交给柬埔寨王国政府。柬埔寨国王陛下的政府可在王国的领土上完全自主地行使一切军事方面和军事指挥上的一切权力。指挥地域的移交包括军队和实施这一指挥的必要手段的移交。”
朗格拉德少将在一九五三年十月十七日致我国首相的照令中写道“我荣幸地把过去在战术使用上属于我指挥的高棉王家军队，自议定书签字之日起移交给陛下的政府。在这些军队即将归属于其国家指挥的时候，我向王国政府表示我对这些军队的前途充满着信心。这种信心是建立在他们在战斗中表现出来的能力的基础上的，我曾亲身感受到过这种能力。”
一九五三年十一月八日。在这之前，我的车队将要经过的所有的城镇和乡村都装饰一新，准备隆重地欢迎我，并向我表示敬意。从暹粒到金边的三百公里路途中，少数法国朋友（其中有我的牙科医生埃尔丹·戴·佩库拉博士）混杂在高呼“国王万岁！”的成千上万的高棉人当中，我的王宫到处都是些身披桔黄色袭裟的新剃光了头的和尚，他们为我诵经祝福。我发现他们当中有些人是山玉成的忠实信徒。这些人的微笑中带着痛苦，因为他们那位为实现民族独立而进行斗争的“伟人”已经走投无路了。
在接受法定社团和咨询性的国民议会的祝贺之后，我隆重地接见了法国高级专员里斯特·鲁西和朗格拉德将军。我授给前者一枚王国一级骑士勋章，授给后者一枚王国二级骑士勋章。朗格拉德将军还接受了一枚柬埔寨王国勋章。我最亲密的战友宾努阁下也得到了一枚王国一级骑士勋章，只有他一个人被授予英雄人物勋章：民族功臣勋章，后来，他又被封上了最高的荣誉称号：“桑岱”。
十一月九日上午，朗格拉德将军和我一同主持军事权力的移交仪式。这是除了法国人之外，还包括塞内加尔人、马达加斯加人、阿尔及利亚人、突尼斯人和摩洛哥人在内的法兰西联邦军队最后一次在金边的街道上，也是在柬埔寨领土上列队行走了，他们即将要到越南和老挝去继续进行战斗。接着，轮到我的军队列队走过来了，它的身后是从王国的各个角落来的、身穿咔叽军服的几十万名男女民兵。
《巴黎竞赛画报》以哀伤的口吻描绘了这一历史性的军事接管：“在闪电和雷鸣伴随着倾盆大雨的天气下，法国军队离开了柬埔寨。队伍出发时，在检阅台上有三个人，在他们当中，一位是高级专员里斯特·鲁西，第二位是直到当时还是驻柬法军司令的朗格拉得将军，而第三位就是诺罗敦·西哈努克国王。一个刚刚成了民族英雄的人。为了获得这一称号，他只要变成一个逃避正业的人就行了……。国王像亨利四世为送别西班牙人那样伤感地为法国人送行，然而他不是亨利四世，那些曾在柬埔寨呆过的法国人也不是压迫者，而是保卫者……总之，法国人走了，这是垂手可得的好机会。只要柬埔寨在没有法国人的情况能够维持几年就行。但愿佛陀和胡志明保佑！……”
第35章33反对越盟
越南共产党人，乘柬埔寨获得独立和法国从柬埔寨撤军之机，毫不犹豫地对我的国家施加军事和意识形态方面的压力。从一九五四年初开始，当他们在东京和老挝取得一个又一个胜利的时候，他们像人们说的那样把赌注押到他们很早就已进行渗透的柬埔寨上来了。他们在柬埔寨的行为，同后来一九七九年的做法完全一样，我的国家什么厄运也没能逃脱：乡长们遭杀害；公务员被撤换；学校和城乡医院被拆毁；一些省长、县长和许多军人（包括我的卫队的沙里克少校）遭暗杀；桥梁和公共建筑物被炸毁；火车遭颠覆等等。越南人和他们的高棉追随者，还用他们的山玉成分子和其他土匪集团的办法在公路上截住大客车和专车，捣毁车辆后杀死那些旅行者。这些人对那些他们认为“合作”得不够好的村庄大肆掠夺。越南干部试图教育那些安分守己……胆小怕事的老百姓。他们竭力向老百姓们灌输对西哈努克的仇恨。
越南人是没有可以狡辩的理由的。一九五三年年底，我的首相宾努亲王通过电台和报纸发表了一封致越南人的信，主要内容是“你们以帮助高棉民族从法国殖民主义统治下解放出来为借口，从一九四七年起就来到了我们国家。从一九五三年十一月九日开始，我们的民族已恢复了自己的所有主权。你们再没有理由继续留在我国制造动乱和进行颠覆活动了。我们的国王、政府和人民请你们尊重我们的主权，返回你们自己的国家去吧，不要继续干涉我们的事了。考虑到你们为反对法国对越南的统治而进行的斗争，还没有像柬埔寨这样获得独立，我国政府特向你们宣布，柬埔寨王国在你们反对法国的战争中将严守中立，因为这场战争仅仅是越南和法国之间的事，与我国无关。柬埔寨王国愿意同法国和越南保持和平友好关系。希望法国和越南两国能在越南独立问题上通过和平途径寻找一条出路，重归于好，就像法国和柬埔寨在为高棉独立问题上刚刚采取的解决办法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