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对法国“无法调和”的态度遭到我的舅父莫尼勒和莫尼庞的猛烈抨击。莫尼勒嘲笑我是“军事狂”，并肯定地说高棉新军官们在军事能力方面达不到法国同伴们的水平。这的确是事实。例如，原“民主党”的一些官员，在一九五一年和一九五二年间突然被提升为大臣和军队的指挥官。像朗诺、施里玛达（此二人后来是一九七○年政变的发动者）都是没有经过任何军事训练而突然提为中校的。按照法国人的观点，他们是“因材施用。”
我的舅父莫尼庞对他的首相职务被具有非常坚定的“独立主义”精神和非常忠诚的宾努所取代感到不满，他生怕里斯特·鲁西和朗格拉德不知道他的外甥西哈努克已经完全陷入了“困境”。只有我的父亲和母亲支持我。这些亲法分子，像我所了解的那样，他们大概在考虑我不应该提出太过分的要求。但对他们来说，不管我是错还是对，我依旧是他们的孩子，仍然是个国王。
在王宫里，苏拉马里特亲王和夫人接待了来进行正式访问的美国副总统理查德·尼克松和夫人帕特里夏。美国人私下埋怨说我父亲举行的晚宴是“没完没了”和“令人厌烦”的。据说晚宴上的菜是受到一位“兴盛时期”的法兰西共和国总统在爱丽舍宫里举行的那些宴会的启发：菜肴和点心的道数令人难忘的。后来，尼克松夫妇到我暹粒的小别墅里来拜访。副总统给我带来了一张有艾森豪威尔总统题词的照片。出乎我的意料，尼克松闭口不谈我和法国之间的关系问题，而是向我转达美国总统和人民对我的同情和敬意。他的妻子只字不谈政治，而是津津乐道地表示她对吴哥古迹的赞美。对我开始有所了解的美国人，大概希望能防止我由于受到失去可爱的女儿甘塔·帕花的打击之后所产生的恶劣情绪。
许多报纸，主要是法国和美国的报纸，开始说我变成了“疯子”。还说不应该去激怒一个疯子。从我在暹粒省发动“柬埔寨有生力量”（高棉语称“民兵”）运动以后，有关我成为疯子的传闻也就更多了。然后，在整个王国，首先是从首都开始，男女老少都穿上咔叽布制服，在几个年老的教官带领下，手拿木枪在马路上进行军事训练。《巴黎竞赛画报》指责说，我以昂贵的价格把木枪卖给了民兵们。事实上，这些民兵们和所有柬埔寨人一样具有灵巧的双手，是他们自己制造了这种假武器。
那些一直在等待我命令的军官们对我提出，为了摆脱烦恼，要求我为他们设计一种新军服，因为他们现在穿的军服和法国人的军服太相似了。他们说，在他们同法国同伴发生军事冲突的情况下，至少不和法国人戴同样的军帽。他们要求换成一种美国式的鸭舌帽。为了满足他们的愿望，我只好请求我认识的唯的一军服专家保尔·沃克莱尔（他是我的朋友，也是拉特勒将军的私人裁缝。一九四○年至一九四八年间他曾为我缝制过军装），希望他能为我的那些向往独立的军官们设计新式样的鸭舌帽和军服的装饰。考虑到我也有进入丛林的可能性，我还向巴黎的一家鞋店定做了两双防水的软底靴子，以便能在森林和沼泽地里行走。后来，当我在一九五四年同越盟打仗时，我真有机会穿了这两双靴子。
一九五三年九月，法国把我们王国一切权力移交给我，以便集中主力投入同胡志明的军队越来越艰巨的战斗中去。在朗格拉德将军的参谋部里，有些军官指责我“无耻地”利用了法国在北越遇到的困难，想把法国“赶出柬埔寨。”他们问他们的长官：“将军阁下，难道您就听任这个疯子摆布吗？”朗格拉德将军回答说：“先生们，国王是疯了，但这是一位天才的疯子”……
我的西方读者们也许对我如此频繁地引用报纸上的文章会感到吃惊。这些报纸中，有些文章攻击我，另一些为数不多的文章则对我表示理解。我对外国报刊谈论我和我的政权始终相当敏感一名法国记者甚至说我有一种“异乎寻常”的敏感性。
可以坦率地说，我在五十和六十年代同美国和自由世界的对立，以及在七十年代的头几年里同红色高棉联合反对“美帝国主义”，在很大的程度上就是由于西方报纸对我进行许多攻击造成的。在这些攻击中，有不少是对我进行歪曲，甚至对我怀有敌意。但话又说回来，这些攻击在促使我同西方对立和把我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推入共产主义世界的怀抱里，帮了很大的忙。对于共产党人，我并不是一点也不知道他们的虚伪性，但他们节制了对我的批评，有时还恭维我，这些恭维却触动了我的心弦。在许多年里，当我看到我有利于国家的愿望和很小的成就遭到西方世界的报纸贬低和诋毁，甚至连我本人也遭到西方世界的嘲笑和诽谤的时候，我完全被激怒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