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此，我对一些高棉和法国的知名人士表示谢意，在我的“十字军东征”的第一阶段中，这些人曾以自己的智慧、忠诚和专业知识给了我特别的帮助。他们是：
宾努阁下。从一九四一年我登基后，他就一直忠诚地为我服务（他那时是首相兼宫廷大臣黄意阁下的办公室主任）。一九七○年三月，几乎所有的大臣和军官们都转而为朗诺和“高棉共和国”服务时。他仍站在我一边，一九七○至一九七五年，他是我流亡北京时的首相。一九七六至一九七九年期间，他和我同时在柬埔寨成为红色高棉的阶下囚。由于中国的压力而像我一样获释以后，他继续支持我在一九七九年一月七日后所采取的立场。
德朗先生。他是一位已退休的法国民事专署主任，曾被我任命为外交、司法和行政事务的顾问和专家。是他，帮助我撰写我在一九四七至一九五三年期间，致法兰西共和国政府和总统的信函和备忘录。
桑·萨里阁下。他在“王国十字军东征”时期，曾任王国政府的副首相。
法国军队的塞塔上校。他曾在自治区里任我的参谋长。
法国军队的儒贝上校。一九五四年在我指挥反对越盟的军事行动时，他接替塞塔上校，担任我的参谋长。
这两位法国高级军官被我任命为高棉王家部长的少将。后来，法国也承认了他们为法柬友谊所作出的努力，并晋升他们为法国军队的准将。
我另外还有许多值得称赞的合作者，在此不可能一一叙述。我将永远感激他们在困难的时候给予我的珍贵帮助。
许多法国政界人士和记者不原谅我的“独立十字军东征”，但他们也不怀疑我是完全忠于我的祖国的。我谨以一九七九年九月二十六日的《十字报》上所刊登的保罗·默尼耶先生的文章为例：“在西哈努克身上存在着一种东西，它使这位令人讨厌的人变得可爱了：他的爱国心似乎比他想重新执政的愿望还要强烈。”
第34章32胜利返回金边
自治地区包括和泰国有共同边界的暹粒（这里有吴哥古迹和马德望（即我们的阿尔萨斯——洛林）两省以及暹粒南边的磅同省。一九五三年六月，我把我的政府内阁和总参谋部安设在暹粒市内（我的总参谋部是法国塞塔上校领导的）。我声明，只有到了法国同意把它仍旧掌握着的（军事、司法、经济和行政方面）权力移交给我国政府的那一天，我才返回首都金边。
法国知道，一九四八年我在索米尔学校时曾是朗格拉德将军的得意门生，所以法国以为任命他为驻柬埔寨的法国军队总司令是最合适的了。这样一来，我只好被迫同曾教过我战略和其他军事技术的人“和平”地交锋。我的另一个“对手”是法兰西共和国新任驻柬埔寨的专员，里斯特·鲁西先生。大家叫这位聪明、机灵的科西嘉人和难以对付的外交代表为“里斯特”，但他还是有远见的。这两个人都相当明智，没有把高棉国王和法国之间的和平对抗变成武装冲突，否则这场冲突的唯一胜利者将是坐收渔利的第三者——越盟。
里斯特·鲁西和朗格拉德同意让那些仍处在法国指挥下的高棉军官和士兵，在自治地区里同他们的君主会合，前提是只要这些军官和士兵们有这样的愿望。那些反对越盟最坚决的英勇善战的伞兵以及其他许多高棉军人，包括金边“小天鹅”学校的士官生，为了同我在自治地区里会合，都赶紧离开他们的部队和他们的法国长官。有些人借了中国人的大客车，另一些人借了些法国军队的卡车，等到达目的地后再归还给他们。由于缺少营房，我的这些人只好根据可能在靠近城市的村庄安顿下来，一些装甲兵也跑到我这边来了。我把这些装甲兵派到磅同省和磅湛省交界处。这样一来，这个交界处就成了“自由”柬埔寨和“被占领的”柬埔寨“分界线。”
于是，高棉装甲车和法国装甲车就处于对峙状态……但两边的装甲兵却相处得很友好。朗格拉德很聪明，从不在自治地区附近露面。他宁愿在那些边远的省份里同伊沙拉克分子、越盟和高棉越盟分子作战，以便使我对他的意图放心。
为了防止意外事件的发生，法军司令部派了几个营由北非人组成的法兰西联邦军队进驻金边，因为自从高棉军人跑到暹粒省以后，那里就没有部队驻扎了。这些北非人首先在几个战略地区建立了据点……然后就地待命。他们很快就被那些来看他们、和他们聊天的老百姓，路过他们驻地的漂亮姑娘和到兵营附近来玩耍的孩子们“缴了械。”晚上，许多士兵到小饭馆里去吃中国菜，有些人在小的平民舞厅里寻欢作乐。一些法国军官对现场采访的记者承认：“部队的纪律糟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