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棉反法民族主义团体由陈茂负责，这个人是一个极为反动的七十多岁的老阴谋家，但他的阴谋经常被他自己泄露。这个集团的“大人物”是山玉成，这是一个风华正茂的政府官员，他的傲慢和野心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从表面看，他是一个又矮又壮，皮肤较黑的人，脸上架着一副镜片很厚的眼镜。尽管他是同我争论最凶的政敌，可是他对我的父母却怀有真挚的感情，他始终是我父母的忠实朋友。
这个团体的另一个重要人物叫做巴春，他是一个五十岁左右的标致男人。一九一四年到一九一八年战争期间，他曾在法国军队中服役，还获得了十字军功章。回到金边以后，这位法国人的朋友，在“极端分子”的影响下，变成了法国的反对者。他对我抱有敌对情绪，但同苏拉玛里特亲王及其夫人是好朋友，而这对夫妇是非常亲法的。
沈法是一个狂热的职业记者和政客，同时又是我父亲的挚友和我母亲的仰慕者。六十年代，当他同我进行激烈的争论，并在他办的地方报纸上和他寄给外国新闻界的稿件中攻击我的时候，我母亲害怕我会把这个顽固的对手关进监狱，竟然充当了他的辩护士。
大家可以看出，上述三个人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他们都反对我，但却很热爱我的父母。他们似乎不考虑是亲法分子，还是反法分子。在他们看来，我的父母是高尚的、贤明的、谦恭的，而他们的儿子却是“一个没有教养的、放荡的、腐化堕落的人”。对此，我就不多说了。遗传学对我来说并没有起任何作用。
这个团体最后一位明星，是阿渣鸿（高僧）。他学识渊博，是研究巴利文和梵文的高等学府的毕业生。谙熟印度的这两种神圣文字，是要精通佛教必不可少的。由于阿渣鸠曾在金边巴利高等学校当过教授，他在教徒和非教徒的学生中很有影响。
作为反法民族主义运动战略家的山玉成、巴春和沈法，认为要把青年和人民争取到他们这边来，必须要先得到佛教僧侣们的支持，因为佛教僧侣主宰着至少百分之九十以上柬埔寨人的思想。所以他们一直在做佛教僧侣们的工作，企图使这些人支持他们反法斗争，而从这个意义上讲，阿渣鸠对他们是一个很大的支持。
在得到了佛教僧侣们的同情，加上占领柬埔寨和印度支那其他地方的日本人悄悄地给予支持后，这个民族主义团体决定开始进行动摇保护国地位的活动。当时的时机非常有利，高级专员蒂博多在“废黜”了秀首相以后就退休，并将回法国去，戈蒂埃总督将要来接替他。此人是无与伦比的行政官员，既聪明又有学问，他知道自己想干什么和将要到什么地方去。然而戈蒂埃却让德古海军上将给留下了，他身边需要这位高级军官。
山玉成、沈法高兴地看到，一旦没有法国高级专员驻在柬埔寨，法国在柬埔寨的行政机关就像无头之躯，特别是凶狠蛮横的“法国走狗”秀首相又被撤职回家（他很快就死在一个女人手里。毫无疑问，这个女人是一个情欲非常强烈的情妇）。
在我加冕典礼以后，精明能干的法国保安局长布罗什东先生告诉我，山玉成分子同某些日本军官有着不寻常的交往，这是不能不令人担心的。布罗什东先生谙熟这些秘密交谈的主题。他要求我“拿出点厉害，”以平息高棉活动分子的反法情绪。
由于《诺戈瓦特》报开始攻击和指责我（虽然未点名），说我对柬埔寨的解放没做任何事情，我委托我的母亲代替我会见该报编辑部全体人员，请求他们对此做出解释。山玉成、巴春和沈法让我母亲放心，并对她说说:“布罗什东是一个最大的谎言家，我们没有策划任何反对法国的阴谋。”
布罗什东并没有说谎，在我母亲在王宫里同山玉成分子谈话后几周，就发生了僧侣、大学生和教员在塔山（高棉语读成“百囊奔”。“百囊”是山的意思，“奔”是奔夫人的名字。这个并不重要的山丘的名字，就是我国首都名称的来由。）附近的法国行政当局办公楼前进行示威游行的事件。高举标语牌和高呼口号要求柬埔寨政治和行政独立的示威群众与法国警察发生冲突。不少示威群众和法国警察都受了伤。一位僧侣用雨伞打了法国高级专员公署办公室主任，把他打得鼻青脸肿。
法国当局对此做出了强烈的反应，带领僧侣们闹事的阿渣鸿被迫还俗，并送进了昆仑岛的感化院。以后巴春也被关进了这座感化院。而山玉成，则被他的日本朋友藏了起来。这些日本人把山玉成打扮成国王陛下的军官，秘密地送出了柬埔寨。他逃到日本东京，一直生活到一九四五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