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忠于民族的西哈努克亲王的专心领导下，你们国家取得了巨大的发展。我能为此作证，感到高兴和满意。过去，亲王充满着信心和极大的热情说过，他最大的忧虑，就是柬埔寨的独立和领土完整、高棉人民的安全和柬埔寨文化的问题。”
正因为在美国有像他们两位那样的一些人物，我对这个大国并没有失望。我希望它把力量用在伟大事业上，但不要由激动昂扬变成意志消沉。而且，希望它在可能的情况下，改正在柬埔寨问题上所犯的严重错误。综上所述，我认为完全可以证明，我并没有为美国空军开绿灯，让他们在我国上空进行空袭。而且死亡者都是高棉人……。
第53章51对美国俘虏的人道主义活动
我因对在柬埔寨边境地区的美国俘虏给以人道主义的待遇，并不时地向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主席提出交涉，要求他们优待被南越游击队抓获的美国人，而经常受到柬埔寨左派和我过去的一些法国合作者的责难。我这样做，是出自很容易被理解的一种感情。柬埔寨是一个中立国家，同时它又尽自己的可能对越南人为独立而进行反美斗争提供各种帮助。
尽管美国不断地对我们边境地区的村庄进行空袭，并以“消灭越共”为名对我国政府进行恫吓，对我们的农民进行威胁，但它还不是我们的敌人。他们与我们之间没有交战。为了正确对待美国俘虏，为了按照这些战俘家属哀怨的要求而向越南革命者进行交涉，我曾到处奔走，这不仅是出自于佛教徒的慈悲为怀，也是出于缓和美国同柬埔寨今后的关系。
除此之外，对这些曾经按照命令或出于误会而侵犯我国领土或领海，最后被我军俘获的惶恐不安的人们，我从来就没想到要进行报复，只是要他们遵守我们的风俗习惯。他们人数并不多，而且都受到了优待，这在美国舆论界产生了良好的印象。因此，也可以证明我们既不是共产党，也不是野蛮人，而都是有教养的温良恭检让的友好的人。在这种思想指导下，我们还安排美国战俘中的伤员到我们最好的医院（如法国人的卡尔梅特医院）去治疗。我经常利用圣诞节或其它节假日等时机，把他们释放，交还给他们的家属。
一九六八年，王家海军部队俘获一艘侵犯我国领海的美国内河舰艇，并俘虏了艇上所有的水兵。在我国人民内部没有激起强烈的谴责的情况下，我们把他们“留宿”在金边附近的水净华水兵基地上很好的楼房里。给他们好吃好喝，给很好的照料。他们可以同高棉“看守们”一起搞体育活动。这些“看守们”对他们并不凶，相反却待他们很好。许多外交官和记者多次访问了他们。
在罗伯特·肯尼迪逝世的时候，为了表示对他的哀悼，我释放了他所有的同胞，还给他们全换上了崭新的便装，并邀请他们参加我们的独立节和电影节。我们所给予这种不寻常的待遇，不仅美国水兵们应该感激，美国当局和美国记者也应该感谢。
另外，我曾为在越南被越共抓获的美国俘虏得到优待而不断奔走，尽管我的一再请求以越南革命领导人的恼怒而告终。我可以摘引一些有关这个问题的通信：
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九日，我在给越南民族解放阵线主席阮友寿的信中说：“出自于纯粹的人道主义，请允许我再一次转达两位被南越民族解放阵线抓获的美国俘虏的家属的请求，她们想知道她们的亲人是否还活着，如有可能的话，能否互相通信。他们是：
古斯塔夫·赫茨先生。他是美国国际开发署总务司司长，于一九六六年二月二日在平阳省被俘。
道格拉斯·拉姆齐先生。他是美外交人员服务局的成员，被委派到厚义省任美国国际开发署的代表，于一九六六年二月被俘。
作为一个中立国家的元首，我很难拒绝那些忧虑不安的家属们的请求，只好向您提出这个问题。我希望您会同过去一样对我给予友好的谅解……”
一九六七年十一月二十日，我在给南越民族解放阵线主席的信中说：“请允许我随信附上我刚收到的贝蒂·米切尔夫人的来信抄件。她的丈夫阿尔奇·米切尔先生于一九六二年五月三十日同女医生阿德尔·维蒂小姐和丹·格伯先生在邦美蜀麻风病院被阵线的武装部队俘获。米切尔夫人代表这三家的家属再次要求说，这三个人都是‘为不幸的麻风病人解除痛苦，从事社会工作的文职人员，他们的工作同军事和政治活动毫无联系。我衷心希望您大发善心，能对我的上述要求给予认真的考虑，顺致崇高的兄弟般的敬意。诺罗敦·西哈努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