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以李鸿章和其他疆吏为首的反义和团官员，拒绝承认战争宣言。笼络着中国驻外使节的主和派施展精明的外交手腕，指出皇帝没有批准。他们宣称，义和团及其后台，实际上是叛乱。只要这些疆吏镇压义和团以及其他的排外示威，外国人就愿意接受“造反”的涵义，而把交战范围限制在北方。不管怎样，外国人谨慎地注视着这些稳健派的态度是可以理解的，因为他们虽然违抗北京的命令，可是又宣称忠于朝廷。
在这个高度微妙的局势正在发展的时候，孙中山看清他有两条路可走。他可以谋求强有力的疆吏的合作，他们由于反对义和团而可能割断他们与北京之间的关系，他也可以独自或与一个背叛的官员联合起来向入侵的外国人请求援助。孙中山的策略还有种种次要情节，不过都是和这两点主要的考虑有联系的。
首先，对李鸿章重新燃起了希望，他于一八九九年底被任命为两广总督。当李鸿章和其他南方封疆大吏对北京发作的恐外仇外病畏缩不前的时候，刘学询这个机会主义的彩票经理开始了与孙中山的谈判。
刘学询自从一八九五年广州事件以来除了一八九九年八月对日本的一次神秘的访问外，再也没有听到过他的消息。对日本的访问是为了请孙中山帮助他会见犬养和大隈。一九○○年五月底或六月初，他作为李鸿章衙门的一个官僚，写信告诉孙中山，说他的上司正在考虑宣布两广独立，希望孙中山参加。因此，他邀请孙中山到广州谈判。
刘学询的行动是代表李鸿章的吗？或者是作为广州官绅的代理人？后者意欲与即将爆发的义和团战争划清界限。难道这次邀请实际上是个圈套？由于官员和绅士们都忙于应付义和团危机，看来缉拿孙中山事件不一定仍然是当务之急，但是这种可能性也不得不考虑。不过，孙中山还是认为这个建议值得一试。六月八日，他乘法轮烟狄斯号赴香港，随行的有陈少白、郑士良、宫崎和另外两个日本人清藤幸次郎和内田良平。他们于六月十七日到达。虽然孙中山从横滨上船时是用“中山博士”的名字登记的，但他不能冒险上岸，于是在一只舢板上与他的两个追随者，先期到香港的平山周、杨衢云和谢缵泰进行了一个小时的协商。他们最后商定，在孙中山暴露自己之前，应由享有治外法权的宫崎、清藤和内田先与刘学询会见，原因是他们可以免遭中国当局的逮捕。刘学询已派了一艘炮舰来接，现在只好把这三个日本人送往他那宽敞的住处。
他们通宵会谈的结果如何，不得而知。但刘学询显然告诉孙中山的使者，在联军占领北京之前，政治局势仍将动荡不定，因此总督是不能表态的。第二天，李鸿章得到朝廷要他回京的命令。这第一个迹象，表明首都需要他帮忙。叫他去的目的是为了帮助进行他所反对的战争呢？还是为了进行他所追求的和谈？在弄清这一点以前，他没有必要对采取分离的过激方针承担义务。
孙中山未等他的朋友回来，便由摩根陪同于十八日乘烟狄斯号轮前去西贡。摩根遵守他在伦敦的诺言，是实际上加入兴中会的唯一的西方人士。宫崎的随行人员回来时发现船已经开走。几天后他们就将会谈的结果电告孙。孙于六月二十一日到达西贡后不久，便给刘学询发了一封电报，这证明他并不认为通向广州的大门已经关死。北京二十一日对列强宣战，可能使他相信李鸿章终究会决定宣布独立的。
当李鸿章犹豫不决时，孙中山和他的助手还走了另外一条路。康有为从加拿大回来，除了途中对香港作了一次短暂的访问外，从一九○○年一月底开始，一直居住在新加坡。尽管过去的事情令人失望，但是有迫切的理由使孙中山和宫崎决定再一次与康有为谈判。
第一，和改良派重开谈判，可能被认为是不再争取李鸿章和刘学询了。如果广州的官绅一心想要脱离北京政府的话，那么，广州的改良派就会和革命党人一样有用。事实上这就是刘学询——宫崎会议上官绅所表示的愿望。他们曾向宫崎提出一个对康有为的和平建议，并答应把追加的资金送到新加坡。
第二，也是最重要的，就是在争取华侨资金的竞争中，革命党人输给了保皇会。除去接管了横滨外，康有为在加拿大也干得很好，在那里，他用所谓皇帝的衣带诏迷惑了华侨商人和小商贩，筹集了七千元，并在温哥华和维多利亚成立了保皇会分会。在新加坡，在富有的华侨邱菽园的支持下，他也收获很大，邱菽园是海峡殖民地一笔巨大财产的继承人。而在夏威夷则发生了令人大吃一惊的进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