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衢云虽然把领导地位让给了孙中山，在日本又受到排斥，但回到香港后却急于活动。他在香港向陈少白报到时，曾带了孙中山的一封信，内称“请照从前一样，大家一块办事”。但私下孙中山却告诫陈少白，“机密事情”不要让杨衢云知道，对杨仍要加以提防。然而，没有迹象表明杨衢云有闹独立的意思，杨衢云的到来，极大地加强了香港总部。通过杨衢云的介绍，富有的李纪堂加入了运动，成为《中国日报》的重要支持者。李纪堂在支持各种革命活动的过程中，最后把一笔财产耗费殆尽了。
与此同时，加强了的香港兴中会总部一直谨慎地和南方的会党进行联系。在这里与会党的接触，要比在长江流域容易得多。而且也有必要扩大这种私人关系，它为同会党达成协议打下了基础。在促使会党起来行动方面，有些个别安排，还包括现金补贴，比单从思想上着手更见成效。
陈少白在这个地区得到了陈南的宝贵援助。陈南是一个来自夏威夷的广东客家人，于一八九四年加入这个组织，并参与次年的广州起义。他从客家地区请了一位年老的三合会首领来香港，正式介绍陈少白加入会党。入会时，按惯例要求全体成员参加一种精心设计的、有象征性的流血仪式，喝一口掺和了几滴新入会者的鲜血的酒。陈少白显然没有采用会党这方面的玩意儿，由于受到特别豁免，他只在一个简化了的个人仪式上，对着那位年老的客家人宣誓。他还被授予“白扇”的职位，这是一个相当高的领导职位，陈少白在仪式结束后给了那位老人百把块钱，以便让其他成员吃顿便餐以庆祝他的入会。
与此同时传来了消息，说毕永年已把长江流域会党的头目聚集在一起。一八九九年底或一九○○年初，一个由几位“龙头”、其中包括重要的“金龙”和“腾龙”的首领组成的代表团到达香港。通过孙中山的代理人的从中调停，三合会和哥老会的首领们第一次被撮合到一起。根据毕永年的建议，这两个会党的代表同意与兴中会建立一个在孙中山领导下的庄重的联盟。代表们饮过鸡血酒，发誓忠于他们名为“兴汉会”的反满联盟，这个“汉”字，强调了他们加入的是汉族的结社。由于孙中山被推选为领导人，所以专门铸了个印章，由宫崎和陈少白前往日本送给他。
然而，没有任何关于兴中会曾经发布过这样一个印章的记载，在传统习惯上，这个图章是反叛的象征，表示不再承认皇帝的权威了。这种做法在当时也许是为了迎合老脑筋的会党头目们，他们喜欢按老方式向朝廷的权威挑战。然而，这个新的联合组织仅仅是个松散的军事联盟；没有一个会党放弃自主权，也没有共同的政治思想使它们结合在一起。协议的目的，是要为孙中山的反王朝起义提供三个中心地点：广东——广西、福建——浙江和长江流域。但是，这些会党首领的忠诚是很令人怀疑的。宫崎就怀疑一个哥老会的首领暗中与康有为勾结。几个哥老会的首领在此期间，由陈少白资助，前往日本与孙中山举行战略会议；会后，他们被送回国，等待进一步的指示。
尽管如此，宫崎对事情的结果十分满意。他认为这次与会党首领在香港的会见是值得纪念的，尽管有着关于菲律宾远征队的坏消息，他感到他和陈少白已用他们发自香港的报告鼓舞了孙中山。宫崎得意洋洋，当一个老同志问他有什么“预定的计划”时，他说，他要“把穆勒的自由思想在中国付诸实现”。他希望为即将到来的行动弄到一千支枪。如果不成的话，他将加入中国的一个匪帮。然而，九州煤矿股权的代理人中野德次郎答应捐款五千元，增强了他的信心：第一次中日革命冒险将获得成功。不过，孙中山还有一些非军事方面的事情要做，他的更为谨慎的态度，缓和了这个日本人的急躁情绪。
第7章六李鸿章、卜力与何启
一九○○年夏天，对于孙中山和他的灵活的策略来说，似乎是时来运转了。义和团运动的兴起，使中国的官僚体系发生分化，同时引起外国人对清政府的愤怒，这为孙中山的再一次尝试提供了理想的客观条件。那些被激怒了的农民，是孙中山早先曾想招募他们来反对朝廷的，现在都加入了义和团运动，他们愤怒爆发的感情，表现了人们对西方宗教和商业在中国的强行渗透的普遍敌视。从一八九九年起，一批反动的官员就把原来是普通的秘密结社的义和团，作为反对外国威胁的基本武器。朝廷的其他官员和有势力的总督则认识到，激怒外国人是愚蠢的，因而企图镇压义和团运动。然而到了六月，在首都的支持者的援助下，义和团控制了北京及其郊区。西太后由于轻信列强要她归政，所以赞许这个运动。当义和团残杀中国基督教徒、破坏外国财产、威胁到外国传教士和外交官的生命安全时，一支国际的救援军队企图从天津打到北京。六月十八日，这支由英国人率领的部队遭到中国军队的反击。二十日，在北京的外国使馆被义和团包围。第二天，中国政府向列强宣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