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坚如的事迹是革命狂热的一个例证，这种狂热从一八九八年起开始感染年轻的贵胄们。史坚如是广东人，他的祖父是个著名的翰林院编修，他的父亲在年轻时就死去，他的母亲鼓励她的儿子们继承诗书人家的传统。然而，史坚如从小就厌恶“八股文”，喜欢历史和新学。中日战争和一八九八年对改良运动的镇压，使他成为一个激进分子。他向一个日本人学剑术，想使身体健壮起来，以便能为祖国做伟大的事业。一八九八年，他进了广州格致书院，到本世纪末，不但像孙中山那样的农家孩子，而且连绅士子弟也喜爱外国学术，物理、化学、地理和其他学科他都能很快掌握，所以该院的掌教尹士嘉牧师认为他是第一流的学生。
但是，史坚如不满足于学校的作业，即使它们是新的学科也罢，他希望的是行动。一八九九年，他听说东亚同文会广东支部长高桥谦是一个可以使他与革命同情者接触的人。这个组织于一八九八年建立，实际上却是一直支持孙中山推翻清王朝的一些日本人组成的冒险集团。它的发起人除高桥谦外，还有原口闻一和孙中山的密友宫崎寅藏及平山周。中国人在其中起重要作用的，是从夏威夷来的孙中山的同志邓荫南。
史坚如在高桥谦的指引下闻知孙中山，并得以和陈少白、杨衢云及其他在香港的兴中会会员接触。一八九九年底，他会见了宫崎，后者深为这个清秀的年轻人的革命热情所感动。在这个场合，史坚如告诉宫崎，他的哥哥可能要来拜访，如果来访的话，请宫崎告诉他哥哥，你带坚如同去日本。宫崎不知其中原因，就答应了。然后陈少白加了进来，解释说，史坚如急于要同湖南、湖北的哥老会一起活动，可是他的母亲和哥哥都不答应。然而，史坚如的母亲和哥哥信任宫崎，知道他和康有为有联系，愿意把坚如托付给他照料。
宫崎对史坚如的机灵很赞赏，他问及史的政治观点。史说，他敬慕孙中山的“高尚品质”，愿为实现他的主义而工作。尽管他还没有见到孙中山，但幸运的是他见到了陈少白，陈与孙有共同的信仰，并且决心追随这位革命领袖。他接着说，他的哥哥在原则上和他是一致的，但他哥哥“太胆怯”而不敢行动。他自知对母亲和哥哥说谎，犯了不孝之罪，但他认为在这种情况下他这样做是为了使他们放心，实际上是为表现子女的孝。然后他告诉宫崎他的革命思想的来源：“我是基督教徒，信仰上帝。全世界的人都是上帝的儿女。因此，我要为实现人人自由平等的原则而工作。”为了把中国人的思想从文人和科举制度令人窒息的影响下解放出来，只有进行革命。
杀人者罪当死。但那些扼杀人们的思想和聪明才智的人该当何罪？应是罪该万死！这就是现政府的官员们之所为……有一种考试任官的制度。学生读书是为了猎取高位，借此压榨人民致富。他们没有一个人抱有管理国家的任何思想。源不清而流浊，只要现政府由这些腐败的官员组成，中国就仍将衰微破败……唯有革命才能使这个社会得到改善。否则，这只不过空谈而已。
宫崎当史坚如焦虑的哥哥来访时，按照他所答应的做了。不久之后，宫崎与陈少白前往日本，史坚如陪同他们到了上海。在这里他会到了熟悉长江流域会党情况的老手毕永年。他们二人一起前往汉口，史在那里如愿以偿地结识了哥老会基层组织的一些人。后来返回上海，前往日本，史坚如在这里会见了孙中山。孙中山在对革命方略经过详细讨论之后，把他新收的信徒派回中国，起初史坚如在长江流域继续从事既往的工作，后来回广东联络三合会和本省军队。
可能就在此时孙中山认识到把长江流域的会党合并起来可以一举解决两个问题。除了可以把活动范围扩展到中部各省，使运动具有全国性之外，还可以从杨衢云手中夺取兴中会的合法领导权提供借口。毕永年曾对哥老会的首领们谈到在孙中山领导下的一个新联盟。一八九九年下半年，孙中山使杨衢云面对这样一个事实，也就是长江流域会党的首领们已“公举”他为“会长”。于是杨衢云便面临一个抉择，要么对孙中山让步，要么使运动分裂。显然，孙中山有强有力的支持者，杨衢云只好顺从了，在新的联合组织中接受一个次要的位置。但是，在正式辞职之前，他于一九○○年初去香港征求过谢缵泰的意见。他的朋友赞成他为了运动的利益而作出的正确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