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州起义也显示了老办法的局限性。它说明，即使在最理想的条件下，兴中会也缺乏冲劲和持久力来使革命得到成功。很明显，孙中山的海外支持者，这时主要仅限于夏威夷不大的华侨团体，他们不可能成为革命的主要力量。他们最多只能起一种辅助性的革命银行家的作用。对香港的商人也可以这么说，尽管他们从来没有真正解决过孙中山的经费问题，但他们确实是革命的最大的投资者。在领导人这一层中，广东和香港的欧化及半欧化的中国人数量太少，不能在政治变乱中起到决定性的作用。他们是一个边缘集团，同本土革命力量潜在的源泉离得太远。通过会党和匪帮从这个集团间接招募的人员组成的队伍是靠不住的。这正如我们从现代的中国历史所知道的，要使农民变成政治上自觉而有纪律的革命者，就需要由一批优秀的知识分子去直接动员他们。
一九○○年，惠州起义失败之后，孙中山就处于岌岌可危的境地。那些在国内回避他的知识分子威胁说要在国外干掉他。由于流亡的康有为和梁启超用一种与孙中山相似的调子进行宣传，结果他们就顺利地侵入了孙中山的财政基地。作为皇帝的声名赫赫的臣仆，他们答应同海外的商人分享皇帝的恩惠。华侨这么容易受他们的诱惑，表明了皇帝—这个传统势力的象征的力量依然强大无比。虽然资产阶级的精神气质已经在中国社会的外围发芽生长，但尚未强大到足以自立。甚至会党的战士也不免受改良派的金钱收买。
正当孙中山在日本准备应付这种威胁的时候，这些知识分子中的有些人却成了革命活动的潜在力量。义和团运动失败后，成百成千的中国学生留学日本，其中许多人还享受官费。许多具有革命精神的学生，被民族主义所唤醒，加上通过日本的渠道接受了西方的政治思想，便背弃了原来选派他们出国的独尊儒术的官员。许多人对康有为、梁启超所鼓吹的保皇的改良主义表示开始怀疑。这些人出自名门世家，差不多中国各省都有，这个集团的出现就为革命准备好一个通常的前提一批对统治当局不满的知识界优秀人物。
孙中山的政治命运，取决于他和这些优秀人物的关系的调整。这些学生同他原来的追随者相比都是精于政治的人。他们是更富于进取心的民族主义者和反帝国主义者，原因是他们更加懂得中国的文化，对中国传统的优越感更加敏感。另一方面，他们对于在中国内地感受到的外国的存在也不很习惯，甚至难以忍受。由于他们的社会出身大都是官宦之门，所以他们仍然很看重知识分子的才能，如果不是在实质上，也是在形式上和作风上。这就意味着，一个理想的领袖必须为自己证明在智力和道德上的优越。
最初，孙中山被认为是一个粗野的阴谋家，从此他逐渐改善了自己在这个新的学生圈子里的形象。事实上，自一八九六年以来，孙中山的政治品格业已走向成熟。他的多次旅行，他在伦敦从事的研究，特别是同日本知识分子和中国流亡者富于启发性的接触，都丰富了他的思想。在政治眼光和对革命承担义务方面，他都远远地超过了他在兴中会中的支持者。现在，从有限的社会圈子解放出来之后，孙中山显示了他那超凡的适应能力。他发挥了演讲的才能，正确运用民族主义的含义，表明他对欧洲政治思想的最新潮流很熟悉。到一九○五年，他就能够组成一个以海外学生为基础的新的革命组织。这是他的重大突破，是他在政治上自有抱负以来一直在寻求的机会。经过在外国十年的活动，呕心沥血，他现在终于能够进入中国民族主义的主流了。
同盟会作为一个新的组织机构是一个重要的创新。从组织上说，它是现代政党的雏形。从地理上说，它把革命活动的支撑点，从各个通商口岸和海外团体转移到中国内陆地区，在那里，从海外回来的学生将扮演革命煽动者和领导者的角色。和广东人占压倒多数的兴中会相比，这个新组织赢得了众多省份和民族的支持。同时它又是多阶级的，它把知识分子对统治当局的不满同农民的骚乱紧密地结合起来，并使孙中山的追随者对中国的政治有了发言权。更为重要的是，同盟会使中国的知识分子同清政府之间日益加深的裂缝有了真正的意义。这些学生在信奉儒教的领导者之外挑选了自己的领袖，表明他们对儒教信仰的背叛。
这就是一九○五年孙中山取得成就的历史意义。他是中国第一个非仕宦出身的政治运动领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