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就是这些新的边缘集团的产物。他在夏威夷的华侨中间长大，在这个群岛和广州、香港的外国学校读书。他的哥哥是个有成就的海外创业者，而孙中山本人是个基督教徒和新式医生。当儒家集团对他的才干不感兴趣之后，他就作为一个革命者转向这些边缘集团了。他和他的朋友们，也都是农民出身的教会学校毕业生，建立了密谋团体兴中会。它以香港为基地，由香港和夏威夷的华侨提供资金，它的最近的目标是发动会党和农民土匪反对广州政府。
但是，这并非典型的农民造反。兴中会的政治目标并不像会党的头目们所解释的那样，由儒家的思想所规定。兴中会的领导者们，想要他们的国家也有他们在外国的学校、团体中遵守的那种制度。他们认为，只有他们，而不是那些仅仅通过翻译了解西方的士大夫，才最具备拯救中国的条件。尽管他们也觉察到帝国主义的危险，但他们认为，一个效法欧洲的中国将会是强大的和不可侵犯的，同时也能够满足列强的商业利益和宗教利益。这个更大的终极目标—按照欧洲人的方式彻底改造中国政府—仅仅为极少数领导人所持有，而且解释得也相当模糊。严格地说，这是一个注重行动的密谋集团，它仅仅利用而不是组织心怀不满的农民—这个同中国的官僚主义帝国一样古老的武器。因此，兴中会是个混血儿。它受下层阶级传统的叛逆思想的哺育，又为少数倾向西方、对抗社会贤达的人的政治抱负服务。
尽管孙中山最初不是兴中会无可争辩的领袖，但是兴中会的做法大都反映了他的风格和倾向。他熟悉农民，童年时候就被太平天国英雄的故事深深地吸引。夏威夷是他的一个现成的海外基地，这里有他的许多亲戚和同乡。他在香港、澳门和广州度过了好几年，甚至在上海也有一些熟人。所有这些城市都是孕育欧化和半欧化过激分子的地方。他和当地传教士及牧师的关系非常好，他们是达官贵人不好惹的对手，是和列强联系的内在环节。
然而，孙中山所代表的这些阶层集团，无论从社会结构还是从地理上看，确实都处于中国社会的边缘地带，中国的现代化进展太慢，还没有产生出一个真正的资产阶级。因此，要在中国权力结构的内外确立革命的立足点，灵活性是十分必要的。孙中山认为，延缓中国的变革会招致灾难，因此他优先选择可以立竿见影的灵活策略。原则问题是次要的。他总是认为，他可以适当地利用别人以达到自己的爱国目的。
一八九五年，孙中山在广州以其天生的密谋才能为兴中会口授了一个革命方案。密谋失败后，孙中山成了被通缉的流亡者。作为中国的第一个职业革命家，他开始周游世界，为革命寻求金钱；但是，他弄到的一点钱往往仅够他的食宿和购买下一站的车票或船票。要不是清政府在一八九六年异想天开企图把他从伦敦绑架回国，那么孙中山注定要从此销声匿迹了。
一八九六年，孙中山作为一个众所周知的君权的敌人满怀信心地回到东方。现在，由于是在恰当的时间和恰当的地点，他就表现出了自己的特殊才能。尽管他选择日本作为避难所纯属偶然的，但形势却把这里变成了中国民族主义繁荣的中心，而孙中山则处于有利的地位。首先，日本的泛亚民族主义者正在寻找一个代理人来帮助他们实现由日本人指导的拯救中国的计划。孙中山使他们相信自己是最好的人选，并且获得了日本人的热情支持和合作。一年后，康有为的改良运动遭到失败，几个著名的改良主义者也在日本政治避难。这给了孙中山一个重新谋求同绅士们合作的机会。他通过日本人的帮助，同梁启超这个有影响的改良主义者建立了密切的关系。但是，正当孙中山分化改良派快要成功的时候，梁启超恢复了对他的老师康有为的忠诚。结果是梁启超多少遭受到一些知识界—甚至身为激进改良派的知识界对坚持西方化的崛起者的那种蔑视，后者对真正的儒家学说是不大懂的。
一九○○年的义和团运动，很快就给孙中山的实用主义提供了一个历史上值得纪念的考验，孙中山利用北京政府同列强的战争的机会，以巧妙的对策作出了回答。他多方尝试与官绅联合，甚至期望李鸿章成为一个未来的同盟者。失败以后，他就试图以和外国结盟来作为补偿。但到后来，就连日本政府也决定不和它本国那些拥护孙中山的冒险者有来往。与此同时，密谋集团中积极的一部分则顺着它本身的势头继续进行下去。孙中山的代理人撒在广东农村的火星，在惠州引起了一场较大的武装起义烈火。这次起义显示了革命的潜力，尽管孙中山的计划失败了，但他作为一个革命家的名声却提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