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1967年的3月，我从欧洲返回日本，途经美国时，想约见击落山本座机的那位飞行员—托马斯·兰菲尔谈谈。经人介绍，我预先为他发了一封信。后来我才知道，那时正巧是载有贝斯彼·霍姆斯的文章的《大众航空》杂志（3、4月合刊本）在全国各家书店里热销的时候，但当时我并不知道霍姆斯在《大众航空》杂志上所发表的这篇文章。
兰菲尔现在是位商人，家住在加利福尼亚洲圣迭戈市附近的LaJolla（拉霍亚）。他经常为生意来往于美国的东西海岸。
来到洛杉矶后，我在机场日本航空的柜台上看到了兰菲尔留给我的一封信。
信中措辞很客气。他表示高兴同我一见。信中还说，正巧星期二他要经洛杉矶去纽约，让我星期一的晚上往他家打电话进行联系。
那天正好是星期一。我依照信中的约定，在旅馆往他家—拉霍亚打了电话。我们在电话中商定，第二天下午6时，我在旅馆等候他的电话。
因为兰菲尔要乘坐星期二晚上的班机从洛杉矶飞往纽约，晚上，在他上飞机之前有段空闲时间，我们可以随意安排一个地方见见面。
第二天下午，6点钟，兰菲尔果然给我打来了电话。但电话的内容使我感到非常意外。他说：
“因有急事，我不能从洛杉矶走了，很抱歉错过了见面的机会。”
他是从家里打来的电话。很明显，这个电话既拒绝又表示道歉。
空闻其声而未见其人，实在遗憾，就这样，我返回了日本。
回国后不久，我在英文版《大众航空》杂志上发现了霍姆斯中校的文章。因此我怀疑到，兰菲尔不愿意见我，也许是因为某种原因，这正是我费解之处。
某一天，我对既是山本的翻译也是山本的朋友的沟田主一提起过这件事，听了后，他也很有同感地说：
“我也经历过类似的一件事。”
沟田也一直想见见击落山本座机的那个人。四五年前，他到美国去的时候，他同在斯坦福大学时的一位美国同学一起驱车去拉霍亚（“LaJolla”的日语读音似为“”）镇旅行。托马斯·兰菲尔是拉霍亚镇高尔夫球俱乐部的成员。沟田和他的同学预先同兰菲尔约定，一起去玩高尔夫球。兰菲尔本来已满口答应，一定要去，可到了约定的时间，他却没有到。沟田和他的同学白白等了很长时间。
总之，我和沟田，都有一个共同的感觉：兰菲尔在有意回避。但是，当然不能仅凭这一点断定兰菲尔关于击落山本座机的报告是假的。
后来，沟田回国后，接到了兰菲尔的来信。他在信中说，玩高尔夫球一事错开了。他到球场等了很长时间并没见到我们，实在抱歉。信中还提到了我的名字，并说，最近他要来日本，那时，一定要见到我和沟田。
倘能见到他的话，我们自然要问及很多，如果这次他又失约的话，又该作何解释呢？若真的能见到他，通过交谈，也许我们能够从中得到某种启发，进而判断出击落山本座机的究竟是谁。
当然，说兰菲尔的两次失约有可能并非有意而是偶然，那么，我也只好把这两次奇妙的偶然写在这里，供读者去思索。
1943年4月25日下午，古贺峰一大将来到停泊在特鲁克的“武藏”舰—旗舰接替山本就任联合舰队司令长官。
山本之死的消息，在军令部内也是保密的，只有少数人知道。古贺是以横须贺镇守府司令长官去南方视察的名义到联合舰队就任的。在临行前为他举行饯行会时，餐桌上他的名签依然写的是“横镇长官”四个字。
古贺曾坦白地对河合千代子说过：
“山本前途暗淡，令人痛苦，你还是不要跟他来往的好。”
“古贺先生，我明白你的意思，不过，如今的新派不是不主张演悲剧了吗。”河合千代子很幽默地回答说。
听了，古贺忍不住笑了。
古贺峰一大将就是这样一个诚恳耿直的人。然而，他的归宿却令人慨叹。
1944年3月，他率领联合舰队司令部的幕僚们离开帕劳群岛前往菲律宾的达沃，途中意外遇到了大风浪。他们乘坐的“二式”大艇被狂风卷起的巨浪所吞噬。后来，尸骨无存。古贺一生，可谓铁骨铮铮，归终却死于如此意外的自然灾祸，实在令人叹息不已。他的死，没有山本那样壮烈，因之，给人们留下的印象也并不那么深刻。人们的印象有时也是不公平的。实际上，他是山本的至交，他的政见和个人品格同米内和山本是无甚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