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有一本书，名叫《自传》，实际上是墨索里尼的弟弟在卢伊季·巴志尼和前美国驻罗马大使的帮助下拼凑编纂而成伦敦一位经纪人以一万英镑的高价购得该书版权。1928年，该书在英国出版，销售四千册。1939年，墨索里尼成为大家感兴趣的怪物之后，又出版了一种六便士的廉价本，销售五万册。直到最后一刻，这位领袖仍设法取消此项合同，但已为时太晚。不过，他阻止了意大利文版的发行显然，书中有些材料他或是不愿让意大利人知道，或是担心他们可能不相信。
墨索里尼虽然说他不在乎国外舆论对他持何种评述，但对剪报工作检查十分仔细，一定要保证有利于树立他的正确形象有时外交部简直成了宣传部。过去，他曾嘲笑某些政界人士接见记者，说他们是“厚脸皮的风头主义者”。而他当上领袖之后，接见记者更勤，目的是让外国记者写文章吹捧他有时作为回报，把大使都不知道的内部消息透露给记者墨索里尼始终与报界人士保持着一种特殊关系，这不单是因为自己天生就是个记者，并曾以此为职业，而且也因为他需要报界的支持。在他面前，大臣们有时也得站着，但外国记者，倘若来自重要国家，而他又想让这些国家对他有个好感，却可坐着。偶尔，外国记者还可享受到极为鲜见的特别厚遇，被邀请到托洛尼亚别墅他家中做客墨索里尼对记者屈尊亲近的态度根据各人不同情况又分为好几等。因为他的办公室很大，仅从门口到办公桌就有20码远，所以有时他谦恭有礼地到办公室门口相迎，不劳客人独自走这段路，或更不像话地让客人也和他的大臣将军们一样跑步到他面前当然，只有法西斯主义的朋友或可能成为朋友的人才能受到接见即使这样，也并非所有人对他那种假模假样，装腔作势之态都有深刻印象。偶尔，他也不得不窜改国外报刊上有关他接见记者的报道，然后才在意大利刊发，因为对他来说，使意大利人相信他在国外好评如潮极其重要。他的《自传》干脆明言，每个人见到他后都认为他是“欧洲最伟大的人物”。无论哪一份外国报纸，只要与此唱反调，都有遭到没收的危险。结果，国外对法西斯主义及其领导人的批评，意大利人很难知道。
墨索里尼对在公开场合露面也十分认真，演讲通常经过认真准备，但有时他却装出即兴致辞的样子。他还喜欢假装不赞成发表演说，认为完全不合法西斯传统，而实际上，他不讲话对他是很难受的事。他常说，意大利好似一个大戏院，国家领袖必须最有效地安排他与公众的联系。他之所以获得成功，其部分原因是他蔑视群众，认为他们易于上当受骗，受人支配。如他早期信仰社会主义一样，他认为群众都像孩子，需要帮助，但也需要教训和惩罚—“他们愚昧、肮脏、刻苦性差、只满足于看看电影”。同时，他兴奋地发现，这帮家伙（他喜用这一字眼）对平等和自由换成不平等和纪律并不反感稍微给点小恩小惠，他们就会放弃理想，唯唯诺诺“群众不必使知之，只需使信之，逼其就范”既然群众感到他们自己无法做主，于是也就不需要讨论或辩论，他们乐意受命于人。
墨索里尼表面上对公众舆论和群众的欢呼喝彩不屑一顾，但他非常注意培养自己“能感知，甚至能看到普通公民所需、所想”的特殊才能连那些认为他在会议上表现无能的人也承认他在掌握群众方面有杰出的本领。对此，他解释道，“必须经常了解如何唤起公众的想象力，这是进行统治的窍门”；搞政治的艺术在于避免使群众幻想破灭，厌倦消沉；绝不要失去对他们的控制，而应一直让他们感到有奔头：“让他们站在窗口”年复一年焦急地盼望会发生伟大的，惊天动地的事件。
墨索里尼的演说辞读起来寡然无味，但他那慷慨激昂，琅琅上口的文体对他所了解的听众来说却能引起阵阵非常强烈的万岁欢呼声他的演说有时听上去就像一连串的报纸标题—简明扼要，提法时常重复，无明显斧凿之痕；用词虽不多，但基调常尖刻刺耳，咄咄逼人他惯于将办公室外的阳台作为“舞台”，经常站在那儿以诘问的方式引来群众的齐声响应，鼓动他们积极采取行动他感到自己宛如一名雕刻家在处理原材料，先“破坏”而后加工成形。对此他不仅直言不讳，而且引以为乐。
墨索里尼也如同希特勒一样，认为在其政治生涯中就控制群众这一重要问题而言，古斯塔夫·列朋对他帮助很大。列朋写的有关论述群众心理的著作，墨索里尼读了一遍又一遍。列朋在书中详述道，如果演讲者明白怎样激起群众的感情，他就能用幻想（常常是非常简单的幻想），而不是用道理去感动群众墨索里尼以此证实了他的观点善于辞令，发表煽动性演讲是管理国家最不可少的本领不论是演说还是在报上发表文章，特别是在除了齐声称赞外谁也不许提出异议的情况下，用词得当可使政治家无需多费口舌与人争辩，即可煽动人们像英雄一样或模仿英雄做出极其荒唐可笑的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