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份，奥利弗·坦博号召人民“使南非无法统治”，果然人们就自发地在城镇中这样做。克服了过去多年不现实的宣传之后，非洲人国民大会充满信心地宣布：“南非的前途将由我们来支配……迅速推进革命的条件渐渐成熟。”
仅仅数月之前博塔还吉星高照，现在，由于大旱和严重的经济衰退，他和他的政策一起被吞没了。1984年的恩科马蒂条约，旨在消灭非洲人国民大会在莫桑比克的基地，却使得斗争向南非国内深入；虽然博塔答应实行改革，但改革极不充分，所有这些都构成了必须废弃种族隔离制度的因素。
南非警察部队的所作所为，使得博塔许诺改革的漏洞暴露无遗。在东开普，警察部队臭名昭著、为所欲为，在沙佩维尔和兰加惨案的25周年之际，他们更是如此。3月21日，就象在兰加镇开枪一样，警察在靠近尤腾里格的城镇开枪。20名男女被枪杀，其中17人是被从背后射来的子弹打死的。
激于义愤，抗议者也越来越多地使用暴力，而且越来越自觉——从扔石头到纵火——摧毁种族隔离的象征。7月22日，南非政府宣布紧急状态，将许多黑人城镇封锁起来并给军警以杀人不受惩罚的特权，这些倒行逆施进一步加剧了国内和国外的愤怒。
由于没有电视机，曼德拉和他的战友们在波尔斯摩尔只能从报上看到这些消息并从中推测形势的发展：军警入侵城镇并从装甲车里对老百姓和孩子们开枪，好象他们正在狩猎一样。黑人或白人警察鞭打无论是黑皮肤还是白皮肤的抗议者；警察兜捕数以千计的人——社区的领导人、宗教界人士、工会活动分子、学生——他们被关进监狱的隔离室。群龙无首的民众从用石头打警察到烧死那些政府的“合作者”——其中包括黑人警察、市长、地方官员和通风报信的嫌疑人——人们对这些人的憎恨比对白人压迫者更甚。白人显得无动于衷，因为和黑人城镇隔离的白人郊区有重兵保护，对白人的保护不仅在身体方面，还有精神方面，播放电视须经审查，因而在电视中看不到警察鞭打白人学生而仅是看到黑人烧黑人的场面。
3000人出席的葬礼，2万、3万人出席的葬礼，在尘土飞扬的黑人城镇和小村里不时举行，而每一次对牺牲者的悼念都会触发新的起义。在一个穷得可怜而又文化落后的小村子中，村民们正在悼念被警察杀死的13岁男孩和一个20岁的年轻人。一个女人说：“我们不能再这样生活下去了，这些屠杀永远改变了我们的生活，是他们迫使我们这些素来不喜欢暴力的善良人使用暴力。”
为了安抚那些在激愤中想蛮干的年轻人，图图主教在葬礼上念了特里弗·赫德尔斯顿所写的祈祷文：“上帝保佑非洲人，保护她的孩子，保护她的领导人并给她以和平。”
在葬礼上，人们把非洲人国民大会的旗帜插在坟墓的上边，人们唱由坎农·詹姆斯·卡拉塔谱写的《自由之歌》。卡拉塔是三、四十年代非洲人国民大会的领导人，他一直在东开普省克拉多克作牧师。现在，葬礼正在克拉多克举行，人们以称赞曼德拉和坦博的方式表达他们对当局的蔑视；同时，人们还警告博塔要及时跟上历史的潮流。这次葬礼是为了悼念卡拉塔的孙子福特和一位沉默寡言的年轻校长马修·戈尼维以及另外两位社区领导人。这两位社区领导人是在参加完伊丽莎白港的联合民主阵线会议的归途中被杀的，他们的尸体被“暗杀队”残忍地肢解了。在从开普敦、约翰内斯堡和伊丽莎白港赶来参加追悼会的众多人中有阿兰·博萨克和南非教会理事会的领导人拜尔斯·诺迪。诺迪是一个阿非里卡人，曾是一个狂热的阿非里卡民族主义者和秘密团体兄弟会会员，后来他经历了理智上、政治上和精神上的巨大变化。参加葬礼的还有莫莉·布莱克伯恩，她是“黑绶带”组织和进步联邦党的成员，又是开普省议会议员，她是死去的4个年轻黑人的朋友，她参加追悼会代表了和黑人站在一起的白人。
葬礼接着葬礼，8月11日星期天，维多利亚·姆曾格葬在威廉王城附近西斯凯的雷伊镇她丈夫的墓边。和她丈夫一样，她也是被谋杀的，她曾经作为阿伯蒂娜·西苏鲁和其他联合民主阵线的领导人的律师出庭，并为他们的“谋反罪”辩护。在他的葬礼上，有人发言提到曼德拉时是用他坐牢的番号“D220”，或称他为“纳尔逊叔叔”。曼德拉送来一个口信：谋杀维多利亚·姆曾格是“一桩永远不能忘记和宽恕的暴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