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有在所有其他的反抗方式对我们而言都行不通之后，我们才转向武装斗争。”
“让博塔表明他不同于马兰、斯揣敦、维沃尔德；让他宣布放弃暴力；让他说他将取消种族隔离；让他使人民组织——非洲人国民大会合法化；让他给所有因反对种族隔离而被监禁、流放和被迫流亡国外的人以自由；让他保证政治活动的自由，以便让人民来决定谁来管理自己。”
“我非常珍惜自己的自由，但是我更加关心你们的自由。自从我坐牢以来，死去的人太多，因为热爱自由而遭受苦难的人也太多。我向那些为他们哀悼和哭泣的寡妇、孤儿以及他们的父母致意。在那漫长的、孤寂的和白白流失的岁月里，我并不是唯一的受难者。我不比任何人缺少对生活的爱，但是我不能出卖我生来就有的权利，也不会出卖人民与生俱来的争取自由的权利。我是作为人民的代表、作为已被取缔的非洲人国民大会的代表坐牢的。
“在人民的组织仍然被禁时，给我的会是什么自由？在我随时可能因为违反通行证法而被捕时，给我的会是什么样的自由？当我亲爱的妻子仍被流放在布兰德福特时，我的家庭生活会得到什么自由？在须经准许后才能在城镇地区居住的情况下，我会有什么自由？在我必须持有盖上印章的通行证才能找工作的情况下，我会得到的是什么自由？在我的南非公民身份不被尊重的情况下，我会得到的又是什么自由？
“只有自由人才能谈判，囚犯不能签订契约。当赫尔曼·托伊沃·贾·托伊沃获得自由时，没有作出任何承诺，当局也没有要求他这么做。”
我的父亲说：“在我和人民没有获得自由的时候，我不能、也不愿作出任何承诺，因你们的自由和我的自由不可分，我将回到你们中间。”
当草拟“告人民书”时一一这是60年代初以来他第一次有机会向人民表达自己的观点——曼德拉已经获悉温妮的姐姐尼吉韦·克萨巴死于意外事故，又得知她家里最近又有3人先后身亡。意识到温妮的极度痛苦，曼德拉的担忧和悲痛与日俱增，他给温妮写信说：
在这种时候我常常疑惑：如果我能看清当我不在家里时你所遭到的那数不尽的险阻和艰辛的话，要我作出离开你的选择就困难得多。然而，我真诚地认为，虽然我会与往常一样毅然作出抉择，但将会比24年前心里存有更多的内疚和踌躇。
我认为，婚姻的真正意义不只仅在于把双方结合起来的彼此间的爱情，虽然爱无疑是婚姻的一个基础；婚姻的真正意义还在于相互间忠实的支持，这种支持在关键时刻往往会表现出巨大的分量。
你的爱与支持……你给予这个家庭的那些可爱的孩子、你所赢得的众多朋友、再次享受爱和温暖的渴望，所有这些都是我的生命和幸福的源泉。
然而，爱情和幸福、信任和希望已变成极为痛苦的时刻，良知和内疚使我感到五内俱焚。我觉得疑惑：是否有种许诺能作为充足的理由，去把一个年轻且没有生活经验的女人抛入冷酷的沙漠，简直是将她扔到拦路的强盗之手？我又想：一个极好的女人在需要时却找不到她的支柱和支持该有多痛苦！
曼德拉的信在温妮心中激起了自从他们分别以来“最强烈的激荡”——这是她在回信中告诉他的。他的信让她破碎的心复苏了。温妮又告诉他，她始终为曼德拉致人民的公开信而骄傲。她补充说：“我常常设想，如果有朝一日在波尔斯摩尔的台阶上见到你、沃尔特叔叔和其他同志并得知将带你回家时，我将会怎么做……”
沃尔特·西苏鲁、卡特拉答、姆贝基和其他关在波尔斯摩尔和关在罗本岛的利沃尼亚案犯一致拒绝博塔总统的释放条件。卡特拉答在给他伦敦的一位朋友写信说：
我们似乎离“自由”只有一发之差，但事实上从宣布之日起，这就是一架不能启动的车。当我说我不是英雄的材料造就时，我并不想表现假谦虚。确实我没有度过任何不眠之夜便作出抉择，因为这是精心设计羞辱我们的意图，除拒绝之外我们别无他择。
对阿伯蒂娜·西苏鲁来说，这种必然的拒绝就是克服艰难和折磨人的漫长故事里的又一次插曲。她用她微薄的当护士的工资将5个孩子抚养并教育成人，这些日子里他们一直处于饥馑和靠邻居周济度日状态。她的第二个儿子兹韦拉希是一个记者兼新闻工作者工会的领导人，已被拘留了几个月；她的大女儿曾被严刑拷打；自从60年代以来她本人一直被宣布为非法的人并处于半软禁状态。最近，由于在葬礼上唱非洲人国民大会的歌，她被判刑4年，在保释上诉后又再次被捕，作为联合民主阵线领导人之一被指控为谋反。她的丈夫可能在报上得知这次审判，因为犯人们在牢房里只能从报纸上才能得知每日发生什么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