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妮创办了托儿所，为儿童准备午餐，为老年人提供热汤，还办起诊所和使妇女通过出售学生制服而赚钱的缝纫组——这都是西方国家使馆援助的。既然温妮不能外出，外面世界的代表就来这里会见她。
几年来，她在干旱的住地为营建绿洲付出了艰苦努力，效果很为显著。她的花园满种花草、蔬菜和果树，生机盎然。她的邻居受到鼓舞，靠南非基督教会提供菜种，也跟着她学种起蔬菜、花草来。
她住的房子一直没有洗澡间，但安装了一个喷头，朋友们送来一台冰箱和电池电视机，还有许多书、精制的非洲壶和邻居送给的几片漂亮的绣花彩布。现在来访的人可以进屋，并坐在诊所边的柳树下喝茶。
在1981年初《基督教科学箴言报》的一位记者采访了温妮，获悉了她对里根总统的“建设性接触”政策的看法。她说，美国政府继续充当南非白人少数政权的庇护者，甚至是支持者，美国总统也摆出一副“不需要黑人朋友”的姿态。温妮指出，南非政府的政策正在加剧黑人的不满情绪，以致于暴力革命现在已“不可避免”。她严厉批评西方投资商，斥责他们在南非参与对黑人工人的剥削与奴役。
她说：“我们只有一个目标，那就是推翻一个少数人政府、一个殖民者政府。”接着她指出，南非政府正自行毁灭：“如果你剥夺人们的各项权利，你只能促使他们组织成为一支必须对付的力量。政府实际上正在为我们发动群众。”南非政府对暴力活动的升级负有不可推御的责任。“他们引发了一场革命，却反过来指责我们。”温妮解释说，黑人有权接受来自任何方面的援助，其中包括苏联集团的援助，借以促进黑人实现自身的解放。美国如果不结束对白人少数统治者支持，至少应该中断与南非当局的所有贸易关系和体育、外交上的联系。
20年来，温妮·曼德拉凭着自己的能力和资格成长为一名领袖。她变得很漂亮。当人们议论这件事时，女儿泽妮说：“我想是因为孩子的缘故。孩子们的确使她快乐而且不得空闲，当他们玩耍时，你会发现她眼睛闪光。”她有四个孙子女：泽妮夫妇的两个女儿（扎基韦生于1977年、扎马斯瓦吉生于1978年）和一个儿子（津赫莱生于1980年）；津姬的小女儿佐莱卡，生于1980年，她的父亲是约翰内斯·奥帕·塞卡马拉。温妮生活在布兰德福特的艰难时期奥帕给了她极大帮助，甚至在与津姬的关系破裂后，他仍象兄弟一样对待津姬和泽妮。津姬后来又有了一个儿子，就是宗德瓦。
与此同时，温妮坚持学习社会学，偶尔还获准参观南非大学，该学校位于比勒陀利亚城外，温妮的丈夫和其他政治犯曾经也在此地学习过。
有人问泽妮：“你母亲从没有情绪沮丧过？”她回答说：“如果她有过沮丧的时候，她也藏而不露。”奥利弗·坦博一次谈起曼德拉时也说过，他从没有发现纳尔逊·曼德拉沮丧过。当身体不舒服时，曼德拉仅在信中轻描淡写的一带而过，比如他在1979年9月给温妮的信中就这样写过：“8月16日我去找整形外科医生，他给我那令人不安的右脚跟进行检查。”
接着他描述了去开普敦看外科医生的旅程：
海水汹涌，尽管我站在甲板上的隐蔽处，仍看到象下雨一般。船不停地颠簸，船头劈开一个又一个浪头。在从罗本岛到开普敦的途中，象一群恶魔在横冲直撞，当船在颠簸摇晃时，那情景看起来如同无数铁块在崩落。在几步开外我看到一条救生带。在我距救生带之间有五名警官，其中两名年轻得象孩子。我心中想如果出事，船要沉没，我将在这世间犯下最后一宗罪行，到地狱后再低头谢罪。我要跑过去冲开他们，第一个系上救生带。幸运的是我们并没有遇险。
1981年3月，他接受了与英国安妮公主和杰克·琼斯竞选伦敦大学名誉校长的建议。他在给温妮的信中说：
7199票的支持鼓舞了孩子们和我们的国内外朋友。对你来说，那更加振奋人心，它会变蹩脚的小棚屋为楼房，使窄小的房间变成象温莎别墅厅堂一样宽敝的大室。我要让我们的所有支持者都知道，我没有期望得到过100张选票，更不要说7199票，竞争对手是一位英国公主和令人尊敬的英国改革家杰克·琼斯先生。
他希望温妮能在1980年8月代表他去德里——他被授予尼赫鲁国际交流奖——但南非政府拒绝给她签发护照。曼德拉计划提交印度方面的声明遭监狱当局拒绝，但后来还是被私带出岛，由奥利弗·坦博宣读了这个声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