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而言之，政府拒绝释放曼德拉。在斯泰伦博斯大学，当持不同意见的阿非里卡人学生就政府宣布不会释放“为首的马克思主义分子”而起哄、斥责时，总理曾勃然大怒。法院判决了曼德拉，他必须终身服刑。
国家安全局前首脑范登·伯格将军却提出了独特的抗议，他曾在政府中失宠。他说，曼德拉不是一个“共产主义分子”而是“主张黑人民族主义，和阿非里卡人坚持阿非里卡民族主义一样”。
到5月底，形势已经明朗：政府完全抛弃了和平谈判的机会。阿非里卡民族会孤注一掷地按照自己的方式生活，凭借巨大的军事、经济力量，在黑人革命面前他们继续选择了对抗。冲突有延续的危险，后果将不堪设想。
释放曼德拉运动主张释放所有政治犯。政治犯们现在能够了解到它的进展。16年来他们为获取外界消息而进行的斗争终于取得胜利。1980年5月13日，监狱部长路易斯·勒·格兰治宣布，政治犯们可以阅读一份英文日报和一份阿非里卡文报纸；他们可以用自己在菜园劳动挣来的钱，从监狱的售货亭购买食品和卫生纸。做苦力的日子已经结束，至少对特殊区域的曼德拉和其他政治犯来说是这样。
每次探望曼德拉回来，温妮·曼德拉都要谈到他的“感人精神”，“我们的总理在度假”。她告诫人们“不要相信阿非里卡人国民党刊物上关于他蹒姗迈步、老态龙钟的那些杜撰。他仍然象被捕时那样硬朗、乐观。”接着她又补充说，曼德拉还比过去更充满信心。
关于她自己，她对阿利斯特·斯帕克斯这样说道：“我渴望这样的探望，但是返程令人害怕。我感到很寂寞。但我相信总有一天他会离岛归来的。对此，我并不怀疑。然而，我又情不自禁地想，我们生活中最美好的岁月已经流逝了。纳尔逊现在已63岁了，但我仍象个年轻姑娘那样，憧憬着新婚生活。’，不久，温妮又接到她被放逐至布兰德福特为期5年的新禁令。大约3年前，1979年5月，当津姬离开她回约翰内斯堡不久后，她给一位在伦敦的朋友写信说：
当然可能发生奇迹，当我不再是“非法”者（如果我曾经是的话）时，我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去教堂感谢上帝。当我正思念亲爱的朋友们并估量我的处境时，流放生活中常常这样，是上帝将你的信送到了我手中。在过去的两年中，因有津姬作伴，痛苦的刺激有所减轻；如今她要去准备考试了，她与海伦在一起。
我第一次真正体会到我的小“西伯利亚”意味什么。漫长而空寂的日子一天天过去，无论我怎样试着努力学习，都感到枯燥无味。寂寞令人难以忍受。那些火柴盒式的灰色棚屋显得很凄凉，毫无生气地看着我，就象它们的主人那样，令人感到寒伧、失意。在酒吧，他们从开门喝到晚8点钟停业，直到将自己灌得烂醉如泥：孩子们放学归来在家找不到食物充饥时，便会立即加入他们父母亲的行列。
他们甚至没有成为这个贫民窟居民的“荣幸”，他们原是被那些肥胖的农场主赶出来的零散劳工。对一些幸运的黑人母亲而言，最高工资每月也只有5兰特。这里的公共生活是夜间搜捕和葬礼。
流放听起来很可怕，然而也能给人清静。每时每刻都令人想到，只有黑人才是我们这个病态社会的受害者；这又使人心神紧张。毫不怀疑，在这个历史时期，我们的事业多么神圣，但我们距离目标越来越近。不管我们的贡献如何微小，没有比投身这一事业更伟大的了。在那3年中，正象国内外一些记者所了解到的温妮·曼德拉在布兰德福特完全改换了自己的生活。他们一个接一个地采访她，谈论新禁令的影响。她从不自哀自怜，只有欢乐响亮的笑声，特别是当她谈到普林斯卢的献身精神时：一天晚上，她9时30分出去倒洗澡水时，他仍呆在那儿，从车中监视着她。她说过，在这个城镇的白人社会中，有3个人和她很友好；大多数人则视她为“某种可怕的威胁——阿非里卡人对自己灭亡的恐惧”。同时是旅馆和酒店主人的市长，对一位记者坦白说，“是的，当她刚到这儿时，人们都不高兴，但我们已经习惯和她相处了。我们现在接受了她。她正直而勇敢。她常来这儿买东西：香槟、新加诺酒，诸如此类的小物品。我和她说过话，她很有教养。”
她开始逐渐被她的邻居们接受，生活发生了变化，以致她可以这样说，“我和人民生活在一起。我们互相爱护。我到这里，在某种意义上说是唤醒了他们，没有一个组织能够做到这一点；非洲人国民大会会高兴的，我没有必要演说或高喊。”孩子们振臂呼喊“权力！”欢迎她。当看到温妮·曼德拉在邮局当着白人的面使用他们的公用电话时，广大黑人也跟着这样做。1981年，面包工人和清洁工人为提高工资举行了一次小规模罢工。在布兰德福特，这些都是巨大的政治突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