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正如奥利弗·坦博告诉英国国际事务评论家安东尼·萨姆普森的那样，人们不明白为什么非洲人国民大会会结束它所坚持的袭击高压线桥塔的政策——这些目标第二天就会修复，但你如果被抓住，即使仅仅有此意图而破坏未成，也要被判无期徒刑或绞刑。马普托的屠杀十分邪恶，而马塞卢屠杀则更邪恶。在这次袭击后举行的白人民意测验中，居然有68%的白人对此感到高兴。坦博肯定，100%的黑人为此而悲痛并对非洲人国民大会的政策失去耐心。这就是1983年5月“民族之予”第一次在白人汽车中偷放炸弹的背景，这次袭击原以比勒陀利亚的空军总部为目标。坦博说：“当时并没有想袭击平民，而是想在大屠杀之后干点什么。”然而在这次汽车爆炸中，19人被杀，200人受伤，其中包括平民及黑人。
读到这次死人的消息，曼德拉感到深深的遗憾，正如他后来对某探视者所说的：“这是一个悲剧性的意外事件……我们袭击的目标是建筑物和不动产，也许在战斗中或在战场上都会有人被杀，但我们并不相信暗杀。”
坦博理解曼德拉的上述感慨，因为南非的宣传机器在大肆渲染平民的伤亡，在掩饰被袭击的的确一直是军事目标这一真相。据《纽约时报》报道，城镇里的人们却感到，非洲人国民大会至少已经学会了袭击真正的而非象征性的目标。
1984年7月，坦博强烈批评那些原想杀死一个武装护卫队却误杀5个黑人平民者。坦博认为这是“不能容忍的”，因为干部们事先并没有采取预防措施。但是，坦博说：“讨论的起点不应是这次爆炸，要讨论的是迫使人们进行爆炸的东西，包括炸军事人员。种族隔离制度应对此负责。”在纳塔尔，当一个南非军官死于意外事故时，坦博认为这是“罪有应得”，曼德拉肯定也会赞成这一观点的。现在，南非保安部队对游击队的政策是射杀而非逮捕。民族之矛战士被迫开枪自卫，杀死一个陆军中尉，却有几名游击战士牺牲。
南非当局还在邻国制造不稳定，特别是入侵作为西南非洲人民组织基地的安哥拉。在莫桑比克，它支持莫桑比克全国抵抗运动的叛乱分子，妄想推翻萨莫拉·马谢尔政府。这使得这两个原来为推翻葡萄牙统治进行了多年战斗已变得一贫如洗的国家再度遭到深重苦难。1984年3月，博塔总统突然提出和马谢尔总统签订“睦邻友好”条约，他答应如果马谢尔赶走从莫桑比克活动的非洲人国民大会成员，南非就不再支持莫桑比克全国抵抗运动。马谢尔很快就履行了协议中有关莫桑比克方面的内容——这对非洲人国民大会是个沉重打击——但南非政府却一直秘密支持莫桑比克全国抵抗活动。一直到1985年南非违约的事才曝光。
所有这些，当温妮每月到波尔斯摩尔探视曼德拉时都不能提到，他们也没有直接讨论过建立联合民主阵线的问题。但是，当该阵线选举曼德拉为赞助人时，他努力去转达他的赞许之情。1983年8月，在联合民主阵线第一次全国大会上，曼德拉的口信受到长时间的热烈欢呼。大约600个组织团结在一起——包括社区组织、工会、教会、学生团体、文化及政治协会——成员来自南非的各个种族和各个地区，包括迄今为止从未卷入过政治活动的农村。在联合民主阵线当选的领导人包括印度人大会的几名成员：阿伯蒂娜·西苏鲁、海伦·约瑟夫和阿尔奇·古梅迪。后者的父亲在本世纪20年代一直是非洲人国民大会的主席，而他本人以谋反罪被告发。世界改革教会联盟主席、一个强有力的发言人阿兰·博萨克博士是这个阵线的赞助人之一。在这个阵线中包括许多“宪章主义者”（即那些支持自由宪章的人）。这个阵线确定“在统一的南非中实现一人一票”为奋斗目标，“释放曼德拉”运动又重新活跃起来。
1984年5月12日，当温妮·曼德拉和泽妮及她的小儿子一起来到波尔斯摩尔监狱时，她被格雷戈里警官叫到办公室。温妮起初认为她丈夫生病了，但格雷戈里转述了监狱当局的口信，说：“此后探视曼德拉时可以接触了。”泽妮这样描述当时会见的情景：经过了22年的分离，她的父母亲长时间地亲吻并拥抱在一起。
曼德拉、西苏鲁以及他们的4个战友，被监禁在监狱4楼的单间里，仍和其他人和他们的人民隔绝。他们天天读报，收听由政府控制的广播，讨论每一条波尔斯摩尔外面的国际新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