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起约翰内斯堡的学生时代，第一次阅读尼赫鲁的《印度的统一》一书之后，曼德拉谈论青年联盟的“强烈而狭隘的民族主义”：
可是，根据经验，伴随着国内外一系列事件的出现，我们得出了新的看法。当眼界放宽后，我们开始意识到一些青年人观点的不妥之处。
时间教育了我们，正如尼赫鲁所说的那样：“民族主义有它特殊的优点，但却是一个不可信的朋友和惹麻烦的历史家。它使我们盲目地面对许多事件，有时甚至歪曲真理，特别是当它涉及我们和我们的国家时。”
今天的世界，科技突飞猛进，通讯缩短了以前无法逾越的空间距离，过时的信仰及人们间想象中的差别在迅速消失，排外主义正被合作与相互依存所取代。我们也认识到应抛弃狭隘的观念，适应新的现实。
“全印度大会”是殖民世界最早的民族解放运动之一。象它一样，我们也开始从全球的角度估计我们所面临的形势。我们很快领会了一个伟大的政治思想家和导师的告诫，即这个世界上任何一个地区的人民，在其他地区的兄弟们仍处于外国统治之下，都不会获得真正的自由……
他接着说，圣雄甘地对印度和南非的历史“具有重要影响”，“事实上，正是在南非土地上，圣雄创立并信奉了‘非暴力不抵抗不合作’的思想”。曼德拉对尼赫鲁的妹妹，潘迪特夫人给予高度评价。她在50年代任印度驻联合国代表，曾对南非和纳米比亚人民予以声援。
声明接着说：
对共同遭遇的理解，虽然这种遭遇的程度令人生畏，但它唤醒了我们人类的整体意识，并且使我们认识到我们自己的世界责任。它有助于我们增强对未来的信念和信心。（他援引尼赫鲁的话：“在一个充满冲突、敌意和暴力的世界中，更有必要在一切时候对人类命运保持信心。如果我们为之奋斗的未来人类社会充满希望，则现在的苦难便无关紧要，我们会无愧于为之奋斗的未来。”）
基于这种认识，为实现自己的理想我们坚定不移地奋勇向前。朋友们的忠诚与团结加强了我们的斗争。当然，首要的是我们对自己的力量和雄心，对我们必胜的事业充满信心。
第十五章将要实现的理想
1982-1985年
温妮·曼德拉坚信她的丈夫有朝一日会走出罗本岛，这一希望已经应验，但并非是她所想的那样——即并非获得了自由。1982年4月的一天晚上，曼德拉、西苏鲁，以及其他3名属于利沃尼亚案的政治犯——卡特拉答、马拉巴、姆兰盖尼被命令收拾行李并被匆忙运到大陆。翌日早晨，他们在罗本岛的同志们一觉醒来，发现他们5个床位空了。西苏鲁早就成为他们的知己，而曼德拉成为他们的父亲。
温妮先从报纸上获悉这一迁移，继而又从电视上听到这一消息。最后她收到了来自监狱部门的信，通知她说她丈夫已被转移到波尔斯摩尔最高治安监狱，没有说明转移的理由。她推测这也许是为了阻止曼德拉在狱中已承担的领导工作：如为年轻的难友筹集学习资金等。或许是白人政府企图驱散“曼德拉在罗本岛”的观念，因为这一观念正象神话似的在黑人当中传播开。
一辆密封的军车载着曼德拉等5人从开普敦港行驶近一个小时到达托凯白人郊区的波尔斯摩尔监狱，一路上他们都站着。曼德拉等人根本不会看到外部的景色——那作为南非美景之一的桌山和监狱后面的丘陵间的河谷，那里是一望无际的葡萄园和小松树林。这仅仅是残酷剥夺的开始，犯人们被禁锢在监狱的高墙内，与外界完全隔绝。正如曼德拉后来告诉来访者的那样，在这里，他才懂得英国诗人奥斯卡·王尔德所写的“犯人们将蓝色的小帐篷称为天空”是什么意思。
波尔斯摩尔，这个黄砖砌成的长长的现代化建筑群中，分别关押着数千名各种族的犯人。在一幢“孤立”建筑物的4楼，曼德拉和他的4位战友被关在一个大的单间里，这里可以通往一个由“L”形高墙围成的院子。和他们关在一起的还有一个名叫帕特里克·马奎比拉的年轻人，被判处20年监禁。
象往常一样，曼德拉早上3时半起床，进行两个小时他称之为“出一身大汗”的锻炼，白天看书及学习。
人们发现这里某些条件比在罗本岛好：较好的伙食，偶尔能从开普敦友人那儿得到食品。现在他们能够读到一系列报纸，其中包括《每周卫报》和《时代》周刊，以及一个收音机，“很不幸，是调频的，”曼德拉说：“所以我们只能收到南非台而听不到英国广播电台。”